当代史

在通往民主的大潮中，律师作为文明职业代表，理应走在全社会前面。然而七届北京律协理事会却逆历史潮流而动，交出了相反的答卷。

2009年2月5日，第七届北京市律师协会在官方网站上公布了《第八届北京市律师代表大会代表选举办法》。此前，七届律协公布了选举办法征求意见稿。虽然不少会员提出了切实可行的中肯意见。可是，七届律协理事会对此却视而不见，充耳不闻，还是按照既定思路一意孤行。这样的选举制度，无法保证会员选出自己满意的代表，给暗箱操作留下了极大空间，作为法律人，北京律协的29名理事用白纸黑字给自己的历史留下了不光彩的一笔。

协会属于社团自治组织，与人大代表选举重要性无法相提并论。七届律协完全可以制订更民主、更能充分反映会员意志、程序更严谨的选举制度，为推进中国民主进步作出榜样。然而，事与愿违。人大的选举制度不完善已经是不争的事实，可北京律协的选举办法更是不公正到了荒唐的程度。

有比较才有鉴别，让我们把人大代表和律协的选举办法作个对照，用事实来说话。

一、律协剥夺了会员的被选举权

律协选举办法第十四条规定，“代表候选人的提出应由本人自荐、并经律师事务所或组织推荐产生。”按这条规定，会员的被选举权，实际上已经被“律师事务所或组织”剥夺，因为没有他们的推荐，就不可能成为代表候选人。请问制订这条规则的依据是什么？

北京律师协会章程第七条第一款规定，个人会员享有本会的选举权和被选举权。在第十条第六款规定，团体会员要为个人会员行使权利、履行义务提供必要的条件。规定只字未提会员的被选举权需要“并经律师事务所或组织推荐产生”，而是明确律师事务所只应为律师会员履行选举和被选举权提供方便，根本没有权力决定律师会员能不能成为代表候选人。这个并不能令全体会员满意的章程，是2008年12月20日经七届律协理事会通过的。怎么刚刚过去一个多月，制订者就变卦了呢？

让我们对比一下人大代表选举法，该法在第二十九条规定，“各政党、各人民团体，可以联合或者单独推荐代表候选人。选民或者代表，十人以上联名，也可以推荐代表候选人。”人大代表的候选人都不需要“并经所在单位或组织推荐产生”，七届律协有什么理由增加这一条呢？

二、律协剥夺了会员的知情权

律师的工作性质决定了律师各自为战，平时难以集中。有些律师即使在一个所，由于平时缺少沟通，并不一定了解个人的政治主张。

选举代表的目的是为了让代表反映自己的意志，主张自己的权利。如果候选人与会员没有必要的充分的交流，不知道候选人基本情况，不了解候选人的一贯主张，不听听候选人为大家做出什么承诺，以及用什么保证承诺的兑现，怎么可能选出自己满意代表？

为此人大代表选举法第三十三条规定，“选举委员会或者人民代表大会主席团应当向选民或者代表介绍代表候选人的情况。推荐代表候选人的政党、人民团体和选民、代表可以在选民小组或者代表小组会议上介绍所推荐的代表候选人的情况。选举委员会可以组织代表候选人与选民见面，回答选民的问题”。按说，这个这两个“可以”的规定，并不光彩，应当是“必须”。不敢和选民见面的代表怎么可能代表选民？

然而，七届律协选举办法，居然连“可以”二字都不敢用。他们也许从来没想过让会员了解代表候选人，也没想过让代表竞选产生。因此，其选举办法根本没有代表候选人与选民见面之规定。

为了选民更好地了解代表候选人，人大代表选举法第三十一条规定，“由选民直接选举的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候选人，在选举日的十五日以前公布。而七届律协的选举办法第十七条却规定，“候选人产生后，选区选举委员会应于选举日3个工作日以前张榜公布候选人名单及简历。”推出候选人到选举只有短短三天时间！，可以说，会员与代表候选人之间根本没有交流机会。

三、律协选举缺少公正程序

一般来说，公正的选举要明确起码的几条原则。一是选举人要有保密的写票环境；二是要有无利益相关的人监督投票过程；三是公开计票、唱票，当场公布选举结果。可是七届律协的选举办法对这些起码常识只字不提，给操纵选举和选举舞弊留下了空间。

人大代表选举法第三十八条规定，选民如果在选举期间外出，经选举委员会同意，可以书面委托其他选民代为投票。每一选民接受的委托不得超过三人。 七届律协的选举办法第二十一条规定，“律师在选举期间因故不能参加选举的，可以书面形式委托候选人以外的本所律师代为投票，”然而却没有标明具体数量，也就是说，按此办法，一个人替三十个人投票也不违规。

人大代表选举法第四十一条规定，在选民直接选举人民代表大会代表时，选区全体选民的过半数参加投票，选举有效。七届律协的选举办法第二十二条规定，“代表候选人或另选人获得参加投票的律师过半数的选票时，始得当选”。请注意，这个选举办法刻意回避了“选区全体选民的过半数参加投票，选举有效”，而是用“参加投票的律师过半数始得当选”。也就是说，七届律协根本不考虑有多少会员到场，他们是否能达到规定半数以上条件。

四、律协剥夺了会员的选举权

人大代表选举法第四十一条规定的还有一层意思，就是选举结果当场产生，获得多数的候选人即成为人大代表。而七届律协的选举规定则不然，他们在第二十三条规定，“北京市律师协会应在收到各选区选举结果后，7日内依据代表条件进行审核，并在协会网站向全市律师进行公示，公示期不少于5日。也就是说，会员的投票结果并不是最终结果，能不能算数，要由律协最后说了算。

综上所述不难看出，七届北京律协哪里是在依法搞民主选举，分明是玩弄权术，通过选举办法设置的一道道障碍，将会员的权利化为乌有，达到操纵协会权力的目的。

对于北京律协全体会员来说，大家最重要的权利就是选举权和被选举权。七届北京律协用自己制订的选举办法，把会员的选举权和被选举权基本上剥夺了。

按照无权利不交费、无代表不交费的原则，如果北京律协不修改现行选举办法，广大会员就有权不缴纳会费。

另外，根据北京市民政局的回函，七届律协违反社团管理办法，属于自我授权，擅自延期，处于不合法运行状态。这样的组织是否有权力制定章程、出台选举办法、选举产生新一届律师协会都需要质疑。

因此，我们将向北京市民政局及更高机构反映七届北京律协的严重问题，直到提出法律诉讼，以确保律师会员权利得到公平公正的落实。

最后，我们要敬告北京律协理事会成员：你们给两万多名北京律师制订的不公正选举办法是对协会不负责，对广大会员不负责，对律师职业不负责，也是对你们自己不负责。历史会无情地，公正地记录每个人的行为。

请各位理事们记住：人的生命是有限的，你们的权力是有限的、暂时的，民主法治、公平公正才是人类的永恒。不顾良知，不讲原则，屈从权势，虽然能得益于一时，苟且于一时，必定会给自己的人生留下永远无法抹去的污点。

推动北京律协直选律师

2009年2月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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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火灾的第二天，我在办公室听到了央视起火的消息，当时我没有“心理”。虽然几乎每次“央视”、“CCTV”这些名词出现的时候，呕心感都会涌起，但听到火灾的时候我在忙，我没有上网查查关心它的消息，我不在意是那个大裤衩还是它的配楼，我不在意它是否倒了塌了。我没有想到死人的情况，因为在我的印象中，央视的楼还没建完，人还没入住。

回来听说，死了一个消防员，我心里一阵悲凉。我说，这样一个年轻人（对，我强调的是年轻），所有的希望和梦想全都破灭了，人已经死了，现在最重要的是要赔偿补偿他的家庭，他的家里肯定不属于富人阶层，现在哪有富人的儿女，官员的儿女去当消防员的。我还说，他妈的那些央视当官的怎么没死，死的都是这些做事的人。虽然我内心并不愿意那些当官的人死掉，但是口中还是这样说了，受一种“媚俗”（谴责央视之context）的惯性的驱使——满足别人（不仅是满足自己）那种的谴责央视的心理需求，一种非自我理性的从众心理的驱使。

今天，看到张鸣老师写了一篇关于禁放烟花的文章提到央视，才知道央视是放烟花时“自焚”的。到优酷上找了公民记者们拍的视频看，大火熊熊的场景让我觉得非常可惜，心理难受。这栋楼得花多少钱建啊，就这么烧掉了，多浪费啊。这些钱不是别人花的，正是我们这些人花的。央视他妈的烧的不是央视自己的，它是我的、我们的钱。

烧了就烧了。

但是他妈的不会再建吗？肯定会再建的，他妈的还是用我们的钱。如果他妈的不是用我们的钱，把中央电视塔炸了都活该。我他妈也只能苍白无力的骂几句“他妈的””而已。

我常常害怕大众的非理性，但是又有什么值得害怕的呢？那些央视的傻逼他们害怕吗？既然他们都不害怕，我他妈为他们操什么心！事实上，是不是我们太理性了呢，一个个奴隶的温顺的理性还是不是可以称之为理性！

有几天没有光顾，今天没用代理，发现打不开了。

一直就小心翼翼，但现在无所谓了。

我这一例，当是当下言论控制收紧的例证之一。

谨记！

2008年第12期 炎黄春秋杂志

     20世纪80年代，是中华民族充满蓬勃生机和创造活力的年代，是一个民心凝聚、民气顺畅，上下同欲、刷新历史的年代。

　　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实现了中国历史上新的伟大的转折。

　　1982年，党的十二大拉开了中华民族全面开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序幕。

　　从农村改革发轫，随之是城市经济体制改革，继而科技体制改革，教育体制改革，从经济基础到上层建筑，一个全方位的改革大潮在神州大地骤然兴起。

　　在那个年代，邓小平同志作为总设计师，高瞻远瞩，掌舵导航；胡耀邦、赵紫阳披肝沥胆，全力推进。我那时在他们领导之下，按照中央的部署，全过程主持了《中共中央关于教育体制改革的决定》这一文件的酝酿、调研和起草工作。

　　教育改革问题，是小平同志最早提出并始终高度关注的问题。早在1975年，他第一次复出，看到教育被“四人帮”糟踏得不成样子，就痛心疾首地提出：“教育也要整顿。”试图纠正被“四人帮”搅乱了的政治是非和思想理论是非。可惜，历史没给予他机遇。他奋力整顿的结果是，教育界的乱象非但没有制止，他自己反倒被扣以“否定文化大革命”的罪名，重遭罢黜。教育界一些跟随他搞整顿的同志甚至被迫害致死。教育界因此也更成为沉疴难愈的重灾区。

　　粉碎“四人帮”之后，小平同志再度复出。在整个国家百乱待理、百废待兴的局面下，他自告奋勇，主动要求抓教育和科技。1983年，他鲜明地提出：“教育要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

　　1984年，《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颁发。小平同志给予高度肯定和赞扬，说它“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社会主义实践相结合的政治经济学，是一大发明，一大创造”，同时他又特别强调说：我认为，经济体制改革决定的第九条最重要。第九条说些什么呢？中心说的是知识和人才，说的是科技和教育。文件中说，“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必须尊重知识，尊重人才”，“科学和教育对国民经济的发展有极其重要的作用。随着经济体制的改革，科技体制和教育体制的改革越来越成为迫切需要解决的战略性任务。”

　　可见，作为一个战略家，小平同志对科技教育问题一直是牵萦于怀、记挂于心。

　　当时，中央对教育改革的认识是明确而清醒的，决策是坚定而有力的。

　　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是1984年10月20日十二届三中全会通过的。时隔仅仅一个星期，10月29日，中央书记处就开会讨论决定，将科技、教育改革提上日程，并成立领导小组。这个小组由胡耀邦、赵紫阳同志主持，日常工作由万里同志领导。万里同志在会上提出：让启立负责。领导小组下边设立两个工作班子，分别由教育部和国家科委主要负责人牵头，尽快提出关于教育体制和科技体制改革的初步方案。由此，教育体制改革文件起草工作正式启动。

　　教育体制改革究竟改什么，现实的教育实践弊端在哪里？造成这些弊端的体制根源是什么？改革朝着什么目标、什么方向去改？需要什么样的制度设计和政策调整？从哪里做突破口？怎样抓住关键环节？这些问题，是教育体制改革必须解决的，也是文件必须回答的。

　　11月14日，中央书记处专门听取讨论了教育部关于教改问题的汇报提纲。此前的11月6日，万里同志和我找教育部同志就教育改革的一些重要问题一起商议，请他们认真准备一个提纲，向书记处汇报。可能因为时间仓促，也可能因为思想认识上的差异，汇报提纲没通过。耀邦同志说，如果作为文件的框架，汇报提纲主要问题没抓住，显得主次不分，眉目不清，旗帜不够鲜明。他说，关于教育改革，这次要写出一个纲领性文件，要抓住教育上的主要问题，主要矛盾，旗帜鲜明地做出回答。所谓“纲领性”，就是要重点突出，观点明确，条理清楚，语言简洁。他强调说，教育改革是中央的大事，国家的大事，搞文件就是抓大事，要下大力气，认真调查研究，坚持群众路线，集中全国教育工作者和广大人民群众的智慧，写出一个好文件，指导推动教育体制改革。时间宜早不宜晚，工作要往前赶。

　　这次书记处会表明了中央对教育改革的高度重视和对文件的明确要求。任务很重，时间很紧迫，容不得再迟疑拖延。于是我把手头工作排了排序，将主要精力投放到研究制订教改文件上来。

　　我首先阅读了一些有关教育方面的文献资料，并对当时苏联、美国等国家的教育制度，特别是战后德国、日本高度重视教育尤其是基础教育、职业教育的经验做了些考查了解，然后，我决定自己到第一线去调查研究。11月20日，我带着教育部、中央办公厅和文件起草班子的同志乘火车南下，第一站到了安徽，在合肥、芜湖，先后同省市各级教育行政部门，大、中、小学的领导和教师们座谈。安徽一些大学的书记、校长们最集中的反映是，高校办学活力不足，政府行政部门管得过多过死，在财政体制，招生制度、用人制度、分配制度上都是僵化模式，学校没有自主权，难以成为独立自主的办学主体，也缺乏积极性，内在潜力发挥不出来。高校培养出来的学生社会反映怎么样？我们请省经委、计委、政法委等一些部门管干部和人事的同志，从用人的角度来谈教育改革。他们反映，一方面是人才奇缺，各地、各部门、各系统都需要大量的符合社会要求、有觉悟、有能力的专门人才；另一方面，是以往分配来的不少大学生不对路，不合乎需要。政法委的同志们反映，全省公检法司系统总共近三万从业人员，其中大专程度的仅占现有干部的5.8%，而学政法专业的更少，仅占现有干部的3.9%。计划到1990年要新增加2万多人，每年需增加3600多人，但目前每年最多分配二三十个学政法专业的，加上中专生，还不够自然减员的数目；律师尤其奇缺，搞经济司法的几近于空白。省计委的一位主任谈到，目前存在五大矛盾。一是需要和供给的矛盾。1984年全省上报需11万人，可供分配的仅占26%。二是学校的学科设置与实际需要的矛盾，一些传统专业的人相对较多，而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所急需的人才则严重短缺。三是需要与质量的矛盾。一些专业、学科的教材相当陈旧老化，和五六十年代差不多，有的内容甚至成了笑话。四是学生知识结构上专和博的矛盾。现在是专业过窄，学工程的不讲经济，不懂资金和成本构成；学经济的不懂法律；学政治理论的不懂系统工程和经济管理。五是学和用的矛盾。现在的学校与社会联系少，学生参与社会实践更少，以致有些学建筑的大学生对基本建设的程序名词都不懂；学文科的某些学生，古今中外这诗那词背得很多，参加工作后连个报告都不会写，一个文科大学生出去调查，回来三个月写不出来一份调研报告。

　　安徽的同志们认为，目前教育的状况远不能适应现代化建设的需要，搞不好还会拖后腿。教育体制改革势在必行。

　　11月24日，我们从安徽到达江苏，先后在南京、苏州、无锡，进行调研考察。江苏和安徽存在着一个共同问题，就是僵化的管理体制束缚了教育发展。江苏省有26所部属高校，分属20个不同的部，地方44所高校，由于体制原因，形成条块分割，各院校都搞大而全，小而全，形成资源极大浪费。江苏地处长三角，特别是苏南地区，经济发展很快，乡镇企业异军突起，在全国处于领跑地位。这就使得江苏对职业技术教育有着更深切的感受和更紧迫的要求。顺应这一形势，苏州市从1982年开始，逐步建设一个职业培训体系。全市已普及初中教育，毕业生约75%升学，在升学的部分中进普高与职业中学的比例达到1∶1，这个比例无论在全省乃至全国都是高的。未升学的初中毕业生经过一年半培训进厂当工人，职业中学学生经过两三年培训当技工，高等职业学校学生经过三年培训当技术员和高级技工。这样一个培训体系，使全市劳动力素质迅速提高，而劳动力素质的提高，又强有力地推动了经济发展。江苏的做法使我想到了德国（当时的西德）的职业教育。上世纪60年代初，我曾出访西德，那里的人告诉我：在德国，仅凭一纸文凭定终身的时代早已过去了，社会不仅看文凭，更要看你能干什么，解决问题的能力怎样？博士文凭不一定比职业教育文凭更值钱。从江苏的实践看，加强职业教育已成为经济建设所必需。

　　11月27日，我们从江苏转赴江西。江西是革命老区，也是经济相对欠发达地区。尽管建国后老区面貌有很大变化，但经济基础仍然十分薄弱，特别是在一些山区，“交通基本靠走，通讯基本靠吼，安全基本靠狗”。当年红军驻扎过的宁冈县，1983年全县人均年收入才190元。与此相对应，教育的状况特别是中小学的状况，条件相当艰难。我们考察走访了一些山村小学，相当一些学校缺乏基本的办学条件，校舍破败，少门缺窗，夏不避雨，冬不挡风，学生的课桌就是几块土坯垒起来，真的是“黑屋子，土台子，泥孩子”，看了令人心情沉重。教师待遇也很可怜，拖欠工资十分普遍，有的教师几乎自己温饱问题都没解决，完全凭着良知坚守在教育岗位上。江西的情况有特殊性，但问题有普遍性。

　　12月2日，我们又从江西南下广东。广东属沿海开放地区。由于城乡经济改革的推动，教育改革也充满了生机和活力。广东高校数量比较少，改革开放以来，人才需求激增，为适应经济和社会发展需要，他们不拘一格，多层次、多渠道、多形式办学，电大、夜大、函大，还有各种培训班，如雨后春笋，方兴未艾。广东人发扬敢想、敢闯、敢试的精神，大胆突破一些体制障碍，为教育改革提供了一些实践经验。

　　这一次调研，历时半个多月，辗转四个省，前后到过几十所学校，大大小小开了近百个座谈会，与逾千人座谈、交流、讨论。在这个过程中，有时是冷静的比较和探讨，有时是激烈的辩论和争论。为了节省时间，提高效率，我们一般把行程安排在白天座谈、考察、参观，晚上乘车赶路，在火车上就白天听到看到的情况进行消化、议论、归纳。经过这样一个相对比较集中、系统深入的调查研究之后，对整个教育领域的基本状况、基本矛盾、基本问题就有了较为清楚的了解。

　　在调研中，我们痛切地感受到，教育领域里还残存着“文革”遗毒和“四人帮”干扰破坏的问题，有“左”的指导思想影响的问题，也有经济能力和发展水平的制约问题，但是，就整个教育而言，最大的弊端，乃是在于长期计划经济体制下所形成的僵化模式。一个拥有几十个民族、十多亿人口的大国，各地情况迥异，基础各不相同，发展很不平衡，但统统实行同一种办学模式：清一色的全日制，正规化，统一招生，统一考试，统一教材，统一标准，统一学制……大学无论是部办、省办、国办，一概统招统分统配，其结果是，学校吃政府的大锅饭，学生吃学校的大锅饭，学生只要考进大学，就像进了保险箱。在教育结构上，高等教育，基础教育，职业教育，设置比例严重不合理；片面强调高等教育，轻视基础教育，职业技术教育十分薄弱（据统计，当时职业学校在高中教育阶段中的比例不到10%）。在教育思想上，从文革中“知识越多越反动”、“白卷英雄”，又正在走向另一个极端，即“万般皆下品，唯有大学高”，唯学历、唯文凭，盛极一时，形成“千军万马过独木桥”的局面。在高校里，较普遍存在着重理工、轻人文，重智育、轻德育，重学历、轻能力，重理论、轻实践的倾向。基础教育严重滞后，师范教育不受重视，在广大农村，特别在一些老少边穷地区，学校数量少，条件差，师资缺乏。在学校管理体制上，由于政府权力过于集中，学校无法成为一个独立自主的办学主体，外无压力，内无动力，整个学校缺乏活力。学校的教材几十年一贯制，从课程设置，教材内容到教学方法，在相当程度上是为了一纸大学文凭，严重脱离了现代化建设和社会发展的需要。于是就形成了这么一种局面：一方面，我们财力窘困，穷国办大教育，投入不足，经费奇缺，另一方面，投入的经费效益很差，造成事实上的极大浪费；一方面，各条战线都痛感人才匮乏（当时，全国4000万技术工人中，高级工只占2.3%，三级工以下的占70%），另一方面，学校培养出来的不少人才又因不合实际需要而形成大量积压；一方面，教育行政部门把人、财、物统得很死，另一方面，真正需要协调、需要统筹的事情却又因条块分割，无人问津……

　另外，就全社会而言，特别各级党委和政府，抓经济建设的劲头都很大，真正把教育事业提到现代化建设战略地位高度，从认识上到行动还远未到位，轻视教育、轻视知识、轻视知识分子的问题依然不同程度地存在着；教师地位低、待遇差的问题也没解决，这就造成教师队伍不稳定，优秀教师留不住，等等。

　　一个十多亿人口的民族，有过亿的人口处于文盲半文盲水平，而整个国家的教育又是一个同经济改革和现代化建设远不适应的状况，如不改变，整个民族的素质都要受到影响，又何谈社会主义现代化？中国教育的现状再也不能继续下去了，教育改革的问题再也不能拖延下去了！

　　在调研过程中，我们一方面深切感受到教育问题的严重性，同时也深切感受到广大干部、群众和广大教师对教育改革的热烈期盼和空前的积极性。在调研中，许多教师、校长、教育科学工作者和教育行政部门的领导干部常常和我们交流讨论到深夜，有的同志还主动拿出书面报告和建议。

　　回到北京，我将调研情况以及对教育改革的认识和思考经过梳理，于12月22日给胡耀邦、赵紫阳及中央文件起草领导小组写了一份《关于教育体制改革的几点意见》的书面报告。在这份报告中，我陈述了现行教育体制存在的弊端，重点提出了几点设想和建议。其基本观点是：教育必须为社会主义建设服务，社会主义建设必须依靠教育。教育改革的目的是培养人才，要培养适应现代化建设的数以亿计的高素质的劳动者和数以百万、千万计的社会各个领域的专门人才；教育改革的目标是建立和经济体制相配套的，符合中国国情、适应经济和社会全面发展要求的教育体制。主要措施：一，改革高校管理体制，首先是改革招生计划和分配制度，在党和国家大政方针指导下，逐步改变高等学校全部按国家计划招生，毕业生全部由国家包下来分配的办法，增强高校主动适应社会发展需要的动力和活力，改变政府对学校统得过多、管得过死的弊端，使高校成为依照国家法律和教育规律办学、相对独立的办学实体，逐步建立和完善高等学校内部管理体制，充分调动高校办学的主动性、积极性和创造性。二，改革中等教育结构，大力发展职业技术教育。这是德国、韩国等许多国家快速发展的“秘密武器”，我们应认真研究和借鉴。三，稳定中小学教师队伍，组织全社会力量，加强基础教育，在中国建立九年义务教育制度。义务教育的经费应当由国家和社会“包”起来。四，为了加强对教育体制改革的领导，建议成立中央、国务院教育领导小组，统筹考虑教育改革和发展的大政方针，研究制定相应对策，把教育事业纳入经济和社会发展总体规划之中。

　　这份报告送上去之后，政治局常委们很重视。陈云、李先念同志都圈阅了报告。赵紫阳同志12月27日对报告批示：所提改革的精神和原则都同意。同一天，耀邦同志也表示，同意紫阳同志意见。报告送给小平同志，小平同志12月30日批示：“很赞成。”

　　有了政治局常委原则上的肯定，我们以这个报告的基本精神为骨架，抓紧对文件进行构思布局。

　　1985年1月8日，即小平同志对报告批示后一个星期，耀邦同志和中央书记处再次听取了文件起草小组的汇报，正式敲定文件的指导思想、基本宗旨以及框架结构。耀邦同志强调，我们讲的教育改革是体制改革，体制改革改些什么，怎么改，这些道理在文件中一定要讲清讲透，其他次要的，零零星星的就不讲了；制定文件要着眼于解决问题，推动工作，写上了就要落实，定下来就要干。

　　3月16日，领导小组再次开会研究讨论。就在这次会上，有关教育体制改革中的若干重大方针政策问题得以拍板定案。会议确定，必须狠抓基础教育，要把在全国城乡实行九年义务教育，作为关系民族素质提高和国家兴旺发达的重要战略任务，动员全党和全社会，用最大的努力，积极地有步骤地予以实施。要在中央领导统筹之下把基础教育管理的责任和权力交给地方政府；调整中等教育结构，把职业技术教育放到十分重要的位置；大力改革高等教育，对高校实行简政放权，改变过去对毕业生由国家包下来统一分配的制度，改变政府对高等学校统得过多的管理体制，在国家教育方针指导下，扩大高校办学自主权，增强学校主动适应经济和社会发展需要的积极性和能力；要增加国家（包括中央和地方政府）对教育的投入，在今后一定时期内，政府拨款的增长要高于财政经常性收入的增长，并使按在校学生人数的平均教育经费逐步增长，同时要多渠道筹措教育经费，调动各方面办学的积极性，要鼓励和指导企业、社会团体和个人办学。会议确定，为了加强对教育工作的领导，统筹整个教育事业的改革和发展，国务院设立全国教育委员会，统筹协调教育事业。会议还提出，办教育也要纳入法治轨道，要考虑研究教育立法问题。

　　为确保文件的质量和进度，一月中下旬，文件起草小组加强和充实力量，把曾经参与起草中央经济体制改革文件的几位同志也调进来。充实后的起草小组综合中央领导同志和几次书记处会议讨论的精神，反复研究，反复讨论，写出了第五稿。根据书记处决定，将第五稿作为一个讨论稿，发给各省、自治区、直辖市、中央各部门、各民主党派、各群众团体征求意见。六届人大三次会议期间，还专门征求了人大常委、部分全国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的意见。

　　4月份，文件起草小组汇集了各地、各部门、各方面对第五稿提出的修改意见（其中书面意见有三百份），连续修改三次，形成第八稿。

　　为了借鉴吸取外部经验，增强改革的国际视野，教育部派了一个调研小组带着第八稿，专程赴美国征求美籍华人专家、学者对教育改革的意见和建议。调研小组在美国先后访问了几十位专家学者，其中杨振宁、李政道、林家翘、聂华桐等一批世界知名的专家学者都发表了许多中肯切实的意见。文件起草小组吸纳了他们的意见，改出第九稿。

　　5月13日，中央书记处开会，逐段逐句逐字讨论了第九稿。会议原则上通过了这个稿子，同意将这个稿子再作修改后作为主要文件交全国教育大会学习、讨论。

　　5月5日至20日，党中央、国务院在北京召开改革开放以来的第一次全国教育工作会议。会议的中心任务就是学习邓小平同志和中央领导同志关于教育工作的指示，讨论修改《关于教育体制改革的决定》（草案），同时研究贯彻落实的措施。

　　在这次大会上，万里同志代表党中央、国务院做了讲话。会议开得隆重、热烈而富有成效。分组讨论时，与会同志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既领会中央关于教育改革的基本指导思想，又结合实际提出了在本地区、本部门贯彻落实的办法和措施，还对文件提出了一些建设性的意见。

　　5月19日，小平同志到会做了《把教育工作认真抓起来》的重要讲话。

　　小平同志在讲话中说，教育体制改革的决定草案是个好文件。纲领有了，蓝图有了，关键是要真正落实。小平同志在讲话中再次强调科技和教育的重要性，他说，“我们国家，国力的强弱，经济发展后劲的大小，越来越取决于劳动者的素质，取决于知识分子的数量和质量。”“中央提出要以极大的努力抓教育，并且从中小学抓起，这是有战略眼光的一着。如果现在不向全党提出这样的任务，就会误大事，就要负历史的责任。”小平同志还说，“一个地区，一个部门，如果只抓经济，不抓教育，那里的工作重点就是没有转移好，或者说转移得不完全。忽视教育的领导者，是缺乏远见的、不成熟的领导者，就领导不了现代化建设。”

　　小平同志这些话，如高天裂帛，振聋发聩。作为党和国家领导人，把教育的全局性、战略性、基础性意义讲得如此透彻，如此鲜明，如此精准，从未有过。正是小平同志这篇经典讲话，把整个会议推向了高潮，也使全党同志和全国人民特别是教育领域的同志倍受鼓舞。5月27日，中央政治局开会讨论了文件（草案），同意正式公布。全国各地迅速行动，纷纷学习小平同志讲话和《中共中央关于教育体制改革的决定》，制定贯彻落实中央关于教改决定的具体措施。教育改革随着经济改革的步伐，犹如春潮涌动，呈现出空前强劲的发展态势。

　　时光流转，白驹过隙，转眼之间，20多年过去了。中国的改革开放已迈出了历史的新步伐，国家的面貌和实力已经发生了巨大变化。中国的教育事业和教育改革的发展在深度和广度上与当年早已不可同日而语。作为当时指导和推动教育改革的文件，是受限于那个时代认识和实践的产物，其是非功过也应由时间和实践去裁定。今天，重新回顾那个文件的诞生过程，在中国的改革发展史上，也许只算得大河中的一朵小小的浪花或短短的插曲。我有幸参与其中，所扮演的角色，用今天的话说，可能算个项目负责人或者说施工小队长吧。当时付出的辛苦和劳作也不足为道，只是今天再来回顾那段历史，有几点感悟，让人铭心刻骨，永志难忘。

　　第一，国之命脉，端在教育。一个执政党在谋划整个民族振兴之计的时候，把教育作为一种国家战略，视为关系国家前途命运的大事，由中央制定文件来推动，来促进；党和国家的主要领导人，把事关全民利益的教育视为千秋基业，国脉所系，扎扎实实地研究，扎扎实实地解决，把这叫做“远见卓识”，我认为是当之无愧的。作为中央文件，《决定》不仅旗帜鲜明地提出了教育体制改革等方向和指导思想，而且对教育改革和发展提出了一系列具体政策和要求。目标方向当然很重要，但仅仅停留于此是远远不够的，不解决“路”和“桥”的问题，“过河”就是一句空话。20多年前制定的那个文件可能有许多地方还需要修正、完善、补充，但那时对教育地位、意义的认识，今天看也还是很到位的，当时提出的教育改革的任务和目标也是很明晰的，当时提出的一些政策措施也是符合当时的客观实际的。即使今天来审视，我以为，中国教育的关键，仍在体制；中国教育的前途，仍在于改革。

　　第二，开放、民主的决策。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党内政治生活呈现出空前生动活泼的局面。中央对一些重大问题的决策是极为周密审慎和民主开放的。那时起草一些重要文件，不是个别或少数人出个题目，然后找几个秀才或笔杆子关起门来搞，而是大张旗鼓，明明白白地告诉全党，要讨论决定什么问题，然后集全党全国之思想智慧，各种思想，各种意见反复比较，最后才作决定。比如讨论教育改革，从中央到地方，从机关到基层，从干部到群众，从理论工作者到实际工作者，尽可能做到广泛、充分地参与和表达。在正式决定之前，认真收集、广泛听取各方面、各部门、各地区、各党派、各阶层、各界别的意见和声音。据粗略统计，先后参加讨论这一文件的，约在一万人次以上。说文件集中了全党全国人民的智慧，不是套话，也不是谀词。那时候，中央书记处实际上只是党中央的一个办事机构，大量的功夫和精力是用在调查研究上。老实说，当时中央的几位主要领导人，其个人素质、能力、智慧、胆略都是出类拔萃的；但他们总是作为领导集体中的普通一员，真诚地、实心实意地研究听取各种意见，特别是与己不同甚至完全相左的意见。书记处讨论问题时，鼓励大家畅所欲言，当面争执。当然，这种局面更多的是靠主要领导人的个人魅力、素质、修养、风范来维持的，尚未能形成完整的制度规范。这是值得认真研究总结的。

第三，执政党的历史担当。记得在教育大会闭幕时，小平同志最后讲了一段令人振奋、令人鼓舞的话，他说，“我很高兴，从去年十月以来，中央相继做出了三项改革决定。这些改革的总目标是一致的，都是为了使我国消灭贫穷，走向富强，消灭落后，走向现代化，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在七个月的时间里，办了过去多年想办而未办成的事。这一事实，表明我们党的认识能力有了新的提高，表明我们党已经能够创造性地运用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来解决当代中国社会主义建设中的许多新问题。”这段话，已经超出了对教育改革文件的评价，而是对当时的中央领导集体在那一个时期总体工作的褒奖和肯定。当然，这个话也不是随口而出的。以我个人的体验，当时在小平同志指导下的中央领导集体，在改革开放之初，面对历史选择，顺乎潮流，应乎人心，表现出强烈的自觉的推动民族走向富裕、走向文明、走向民主、走向进步的历史主动精神和创造精神，他们在历史的转折关头，在时代的大考面前，所显示出来的道义担当和责任禀赋，刚毅品格，和对工作高度负责的求实精神，使我至今想起还怦然心动。这一点对于我们各级干部和广大教育工作者，任何时候都是有吸取和传承价值的吧。

20090115

各位公民：八年来，我有幸担任你们的总统。新世纪的第一个十年是一段意义重大的时期——一个时间分界点。今晚，我怀着一颗感谢的心，请求一个最后的机会，就我们一起走过的旅程以及国家的未来，与诸位分享一些想法。
　　五天后，世界将目睹美国民主的活力。按照我们立国时的传统，总统之位将传给你们——美国人民所选择的继任者。站在国会山的台阶上的，将是一个其故事可以说明我们国家持久承诺的人。这是我们全国的希望与骄傲的深刻。我和所有美国人一起，向总统当选人奥巴马、他的妻子米歇儿以及他们两个美丽的女儿致以最美好的祝愿。
　　今晚，我满怀感激——感激副总统切尼以及行政成员们；感谢劳拉，她给这个家带来欢乐，给我的生活带来爱；感谢我们了不起的女儿芭芭拉和詹娜；感谢我的父母亲，他们的榜样为我提供了毕生的力量。最重要的是，我感谢美国人民给我的信任。我感谢你们的祈祷鼓舞了我的灵魂。我感谢你们在过去八年让我目睹了无数体现勇气、慷慨与仁慈的行动。
　　今晚，我的思绪回到我站在这个地方向你们致辞的第一个晚上——2001年9月11日。那天早上，恐怖分子夺走了近3000性命，这是自珍珠港事件以来，美国遭遇的最严重的袭击。我记得于三天后站在世贸中心的废墟中的情形，周围是全天候工作的救援人员。
　　我记得我跟那些在五角大楼烟雾弥漫的走廊里工作的勇敢灵魂谈话，跟那些登上93号航班最终成为英雄的人们的妻子们谈话。我记得阿琳·霍华德（Arlene Howard），她把已经陨落的儿子的警察勋章给了我，提醒我我们失去了什么。我仍然戴着他的徽章。
　　随着时间的流逝，大多数美国人可以回归911之前的生活，但我就不能。每天早上，我都收到一份关于我国面临威胁的简报。我发誓要尽我所能保证我们的安全。
　　在过去七年，一个新的国土安全部成立了。军队、情报界以及FBI已经警告改造。我们的国家装备了新的工具去监控恐怖分子的活动，冻结他们的金融，打破他们的阴谋。而且在强大盟友的支持下，我们向恐怖分子以及那些支持他们的人们发起了战斗。
　　阿富汗已经从塔利班窝藏基地组织、在大街上对妇女行石刑的国家变成一个年轻的民主体，与恐怖主义斗争，鼓励女孩子去上学。伊拉克已经从一个残暴的独裁国家和美国的死敌变成一个位于中东之心的阿拉伯民主体，变成美国的朋友。
　　很多这些决定引起合法性的争论，但其结果却是无须争论的。七年多里，美国领土没有再遭遇又一次恐怖袭击。这要归功于那些日夜辛勤工作保卫我们的安全的人们——执法人员，情报分析家，国土安全和外交人员，以及美国武装部队的男女成员。
　　在危险时刻，公民自愿捍卫国家，这是我们国家之福。我珍惜与这些无私的爱国者以及他们的家人的会晤。美国欠你们一份感激。致今晚所有在聆听的全体男女军人：作为你们的三军总司令是至高无上的荣耀。
　　我们的部队发起的战斗属于更为广泛的、两种根本不同的制度之间的斗争的一部分。在其中一种制度下，一小撮狂热分子要求全体服从一种压制性的意识形态，迫使妇女卑屈，杀害不信仰者。而另一种制度则是基于这样的信念：自由是万能的上帝赋予所有人的礼物，自由与正义照亮和平之路。
　　这是我们的立国信仰。从长期来看，推广这种信仰是保护我们公民的唯一可行办法。当人们生活在自由之中，他们就不会愿意选择追求恐怖主义运动的领袖。当人们对未来充满希望，他们就不会愿意把生命交给暴力与极端主义。
　　因此，美国在全世界推广人的自由、人的权利以及人的尊严。我们支持异见人士及年轻的民主体，提供爱滋病药物让濒临死亡的病人恢复生机，不让疟疾伤害母亲与婴儿。这个仅为自由而生的伟大共和国带领世界走向自由属于所有国家的新时期。
　　八年来，我们还努力扩大国内的机会与希望。在全国，学生们正起来满足公立学校提高了的标准。一种新的医疗处方药福利正为长者及残疾人带来内心的平静。每一个纳税人要支付的收入税减少了。
　　透过以信仰为基础的项目，上瘾者与受苦者找到了新希望。脆弱的生命得到更好的保护。用于退伍军人的资金几乎翻了一番。美国的空气、水和陆地更加清洁。而且联邦法官席上有了像法官阿利托（Sam Alito）和首席法官罗伯茨（John Roberts）这样睿智的新成员。
　　当我们的繁荣面临挑战，我们起来面对。面对金融崩溃的前景，我们采取了果断措施保护我们的经济。努力工作的家庭面临非常困难的时刻，但如果我们不采取行动，损失会严重得多。所有美国人团结在一起，凭着决心以及努力的工作，我们将让经济重上增长之路。我们将再一次向世界展示美国自由企业体系的弹性。
　　和此前负责这个办公室所有人一样，我曾经历挫折。如果还有机会，在一些事情上我会改变做法。然而，我在做事的时候总是心怀我们国家的最佳利益。我按照我的良心，并做了我认为正确的事情。你可能不会同意我所作出的一些艰难决定。但我希望你们明白我愿意作出这些艰难的决定。
　　未来十年，我们的国家将面临更多艰难的选择，一些指引性的原则可以指明我们的方向。
　　尽管我们的国家比七年前安全，我们的民众所面临的最严重威胁仍然是再度发生的恐怖袭击。我们的敌人很有耐心，决心再次袭击。美国没有寻求挑起冲突，也不应该遭受这些冲突。但我们已经肩负庄严的责任，我们必须面对。我们必须抵制自满。我们必须保持决心。我们绝不能放松警惕。
　　与此同时，我们必须继续怀着信心与明确的目标与世界接触。面对海外的威胁，转向内部寻求安慰是很有诱惑力的。但是我们必须拒绝孤立主义及作为其同伴的保护主义。在21世纪，国内的安全与繁荣有赖于自由在海外的扩大。如果美国不带领自由事业，这项事业就得不到指引。
　　在我们解决这些挑战——以及其他一些我们无法在今晚预测的挑战时，美国必须维持我们的道德明确性。我经常跟你们说善与恶。这令一些人感到不舒服。但善恶存在于世上，两者之间不会有任何妥协。无论在何时何地，把杀害无辜者作为推广意识形态的手段都是错误的做法。
　　让人们摆脱压迫和绝望是永远正确的。国家必须继续为正义和真理发言。我们必须始终愿意行动起来捍卫它们，推进和平的事业。
　　杰斐逊总统曾写道，“我喜欢未来的梦想更甚于过去的历史。”在我离开这个他于两个世纪前所在的地方时，我赞成他的这种乐观精神。美国是一个年轻的国家，充满活力、不断成长和自我更新。甚至在最艰难的时刻，我们都会放眼前面广阔的地平线。
　　我对美国的诺言有信心，因为我知道我们人民的特质。这是一个鼓励移民为自由的梦想而冒险的国家。这是一个公民可以在危险的时刻表现平静，在苦难面前展示怜悯的国家。我们看到，我们周围就有美国特质的榜样。劳拉和我已经邀请当中一些人今晚到白宫。
　　我们看到里卡斯钠博士（Dr. Tony Recasner）的美国特质，这位校长在卡特里娜飓风的废墟中开办一所新的特许学校。我们看到麦地那（Julio Medina）身上的美国特质，这位前囚犯带领一个以信仰为基础的项目，帮助囚犯重回社会。我们在上士麦达德（Staff Sergeant Aubrey McDade）身上的美国特质，他负责伊拉克的一次埋伏并拯救了三名同伴的海军陆战队队员。
　　我们在克里斯托夫（Bill Krissoff）这位来自加州的外科医生身上看到美国特质。他的儿子内森（Nathan）是一位海军陆战队队员，在伊拉克献出了生命。当我和克里斯托夫及其家人会面时，他带来了一些令人吃惊的新闻：他告诉我，他像加入海军医疗队以纪念他的儿子。这位好人60岁了——比年龄上限大了18岁。
　　但他的豁免申请得到了批准，而且在过去的一年里，他已经接受战地医学训练。克里斯夫少校今晚不能出席，因为他很快就要部署到伊拉克，在那里，他将帮忙拯救美国受伤的勇士，维护他已逝儿子的遗产。
　　从这些公民身上，我们看到了我们国家最美好的一面——弹性与希望，关怀与强大。这些优点让我对美国怀着不可动摇的信念。我们曾面临危险与考验，前面还会有更多危险与考验。但凭着人民的勇气，以及我们对理想的信心，这个伟大的国家永不疲惫……永不动摇……永不失败。
　　担任你们的总统是我一生的荣幸。我们有过好日子也有过艰难日子。但每一天，我都因我们国家的伟大而受到鼓舞，都因我们民众的善良感到振奋。能够代表我们所爱的这个国家，这是我的福份。我将永远为一个比其他任何头衔更有意义的身份而感到荣幸：美利坚合众国公民。
　　最后，我的美国同胞们：晚安。愿上帝保佑白宫和我们的下一任总统。愿上帝保佑你们和我们了不起的国家。谢谢你们。

    由于土地的用于农业的产值低于用于其他方面的产值，这样如果没有十八亿亩耕地指标的存在，那么，在自由市场的情况下耕地面积的减小是肯定的。因此为了保证粮食供应安全，以严厉的行政手段干预土地使用，保证耕地面积就是必须的。这就是十八亿亩耕地红线存在的逻辑。

   茅于轼说，十八亿亩耕地红线的划定是计划经济的表现说到本质上了。但是茅于轼没有说的是，十八亿亩耕地红线是个“阳谋”，是一个让政府权力继续控制任何土地使用权交易审批权，获取权力租值的一个阳谋。因为只要有这条红的存在，各级官员控制土地自由流转的权力就理所当然。所谓土地私有化就永远不能够变成现实。阳谋的本质是防止让农民控制土地使用权，处分权，收益权。

   反对土地私有化的学者大多学问没做好，或者站在国家利益的立场上反对个人（农民）利益，或者是思维逻辑有问题（如秦晖说的李昌平），或者兼而有之。学问做的踏实认真的秦晖教授已经证明过，所谓土地私有化导致中国帝国时代的激烈的土地兼并，继而引起“无地则反”的理论是错误的。其实理由非常简单，近于常识。把一件东西的处分权置于分散的个人手中更容易引起兼并，还是集中于某个非民选的代理人（在中国就是各级政府官员）手中更容易兼并？基于逻辑和日常经验，肯定是后者更容易兼并土地，而且我们可以说，中央政府是最大的土地兼并者。这是其一。其二，秦晖论证过，即使是私有制下的土地兼并存在，中国的农民暴动更多的不是针对“地主”，而是朝廷，因为朝廷才是剥夺农民利益最大的压迫者。地主和农民的关系比朝廷与“自由农”关系好的多。这点也容易理解，因为地主和农民形成了利益的共同体（不仅是由宗族血缘形成的共同利益），类似于现代企业与员工的共同体。而朝廷与农民的利益链的层级更加长一些，所以地主比朝廷更加在乎农民的利益。朝廷本质上是破坏地主农民利益共同体的“第三者”。

   反对土地私有化的学者（如果他们是真诚的话）一般来说是没有掌握好经济学原理。

    1.限制自由交易（例如土地权利的交易）大多产生福利的损害。所以要特别小心的论证：从不长的长期来看，限制自由交易是否带给双反的利益超过自由交易的利益。——如果有充分的证据证明，限制毒贩与吸毒者的毒品交易带给吸毒者的长期利益大于其交易（吸毒）的短期利益，禁止毒品交易才是正当的。

   要禁止土地自由交易，就必须证明土地交易带给农民的长期损害大于其交易后的短期利益（短期来说，自由出让土地的农民和购买土地者肯定都是双方受益的）。这个论证里不应该有任何空洞的国家利益的概念存在。说的彻底点，首先农民利益是国家利益的一部分，农民受益也就是国家受益；其次，即使有所谓粮食安全这个国家利益的存在，农民也没有充足的理由牺牲自己的利益来保障国家粮食安全。我们反过来问，为什么要农民而不是其他人（如工人，知识分子）来牺牲利益换取国家的粮食安全呢？把农民变成耕种奴隶不更能保证国家粮食安全？要保证国家粮食安全难道没有不牺牲农民利益的更好的方法？事实上，如果我们在土地私有化后，更大的补贴农业，农民自然会去种地（来保障所谓国家粮食安全），不必担心农民会随便出卖自己的土地。我想那些官员不是不明白这一点（某些糊涂的学者倒是可能不知道这个道理，因为学者大多没有官员聪明），只是不愿意让最弱势的农民得到利益，不愿意赔偿农民因承担国家粮食安全所遭受的损失罢了。

    2.陈志武教授论证过国家粮食安全完全是个伪问题。阿马蒂亚森也论证过，从历史上看，全世界的大饥荒和耕地没有任何关系。造成饥荒的是国家权利的分配制度和农民的财富贫乏。事实上，中国历史和世界历史上饥荒的最大受害者恰恰是种植粮食的农民！生活常识和经济学原理告诉我们，有钱、有权就不怕没饭吃，古今中外莫不如此！有些真诚的反对土地私有化的学者连市场经济的基本原理都没有搞懂。

   3.赞同国家控制的学者往往从更宏观的更长期的角度（往往倾向于凯恩斯主义）来论证控制耕地的必要性。长期是一个非常模糊的概念，考虑更长期的事情的倾向总是怀疑（从哲学理念上）当下的、分散的自主决策（自由市场经济的核心理念）会对长期造成损害。但是借用凯恩斯一句话来回答他们：长期，我们都死了。

今天下班在路上的时候想到如何在言论自由方面去做非暴力不合作的问题，想回来写篇文章交流。回来，牛博网打不开了，出现这么一个东西http://bjdns4.cncmax.cn:8080/?HOST=www.bullog.cn&R=/blogs/mozi/&

用无界打开，出现下面的页面。

牛博被封了。

虽然一直担心牛博被封，经常侥幸的想，大概那些主管部门，the party没有我想象的那样坏吧，但是显然，我想错了。

该如何行动呢，如果你还有自尊，如果你还有残存一点点的自尊，如果认为自己不是一头被养肥奔小康的猪，该如何行动呢？

非暴力不合作。

下面是我给你的建议：

1.不要去搜狐，不要去新浪，不要去网易，不要去天涯，不要去凯迪，不要去国内任何一家提供BBS，提供博客服务的网站，因为那些网站同样正在消耗我们的自尊，也必将在未来消耗我们的自尊。

    你可以用免费的msn space，用免费的blogger，它们不会删文，而且即使被屏蔽，也还可以使用代理浏览网站。无界浏览和自由门是比较好的穿墙软件，如果你还没有软件，可以通过google搜索下载，也可以发邮件给我（mozhess@gmail.com）（不要用搜狐，新浪，网易等任何一个国内的邮箱，推荐用gmail和hotmail），我发给你软件。

2.不要用百度搜索，不要用国内任何一个搜索引擎。用Google，用无界浏览提供正版google搜索。

3.不要通过新浪搜狐网易等国内的门户网站来了解新闻，如果你想了解新闻，你可以选择南方周末，南方都市报，新京报，财经，经济观察报，上海证券报，21世纪经济。你可以选择德国之声，cnn，英文雅虎新闻，美国之音，BBC，或者凤凰网（在没有其他更好的选择的情况下）

4.不要看ccav的任何新闻类节目，不要阅读和关注任何与人民ribao，renmin网，xinhua网相关的消息。不要看国内的任何一个电视台的新闻类节目，当然更加不要看新闻联播。

5.如果你还有其他建议，请告诉我mozhess@gmail.com

    《日月昭昭》的编撰是以林牧先生的15万亲笔文字为主线，另有周勍先生提供的几盘根据林牧生前口述录出的内容，这成为重要补充。在上述两种文本中以及先生大量零散文稿、书信里都多次提到过胡 耀邦在陕西超前改革的“百日维新”一事。我在以前的文字里也多次提起和引用过“胡氏百日维新”之史料，因此有一定的熟悉度。相关正论可参看这里。现在记述的，是此其间凡参与人事及具史料价值的花絮补遗。事情虽小，但涉及人物广博，从一侧面为我们认识一些人物和历史事件有极大帮助。
【对胡耀邦的第一印象】胡耀邦在陕西搞了一个超前改革，在思想和政治方面开放的程度，远远超过八十年代的中国，经济上当然赶不上，可是那地方（按：指西北地区）也无权对外开放，就是思想政治方面的开放程度超过了八十年代。事件大约是从1964年12初开始，到1965年3月9号受到批判，大概就是一百天。
我当时是省委副秘书长，第一书记办公室主任。胡耀邦是省委第一书记兼西北局第二书记。胡耀邦的任命是1964年11月16号，到职是1964年11月30号。
第一次见胡耀邦是1964年12月3号，就是他召开的中共第一次陕西省委常委会。
我们之前根本不认识，当时我是去参加常委会的。胡耀邦披了一个旧军大衣，嘴上叼了根中华烟，旁边跟着几个干部，一边说话一边走路，还一边抽烟。他到了常委会上和其他第一书记不一样的地方，就是一来就讲话，给人一种新的感觉。过去其他的书记不一样，哪有这样随便的：他军大衣往身上一披，扣子也不扣，手上拿着一根烟，大摇大摆的，第一次参加常委会就夸夸其谈。

【胡耀邦出人意料的用人招数】胡耀邦到任是1964年12月1号，陕西省委办公厅给他送的第一份文件是有关我的。按照西北局的规定，当时要清理干部家属中的四类分子，干部家属里面有一批丧失劳动能力的父母（四类分子），原来到机关来，都是经过批准的。在中共的八大以后，都已经改变了成分，既不是地主、富农和资本家了，但是后来在土改里就又不认账。说他们还是四类分子，跟干部家人同住的都不允许了，要把这些人清理出去，要送回原籍农村，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陕西省委要清理的对象就是我的母亲，清理完了，陕西省委办公厅写了一个清理省委干部家属中的几类分子的报告，其中就涉及到我。
胡耀邦对他带来的秘书戴云（时任团中央宣传部副秘书长）说：我刚到省委，重大的文件不给我，偏偏送了这么一个鸡毛蒜皮事情。第二书记去看他，他就问：省委办公厅是什么意思啊，给我送的第一份文件是这样的东西，第二书记把这文件拿来一看，说问题就在这个林牧身上。他向胡耀邦介绍，林牧这个人既是南方人，又是北方人，他有南方人的才气，有北方人的胆识，是个人才。有些人怕你要用这个人，就把这个报告送给你，叫你知道一下这个人的出身不好，既是地主，又是资本家，而且父亲还是国民党。
胡耀邦说：木秀于林，风必摧之。能招人嫉妒的人，大概都有点本事。就要试试看，就找我去谈话，胡耀邦的标准当然不是民主自由的标准，他的标准看你是不是精通马列，随便提几个问题，马克思讲过一段什么话，原话我记不清了，你记得原话是怎么讲的，在哪篇文章上面？我当然记得呀，这个原话是怎么讲的，在哪篇文章上，我一一道来。
从此我就留在了耀邦身边工作，一直到他离开陕西。

【胡耀邦对改革定尺度】胡耀邦在陕西的改革实践首要是解放思想解放人。他认为：解放思想不要有框框，不强求一致。这和邓小平大不一样，邓小平的解放思想是要保持一致，胡的解放思想是不强求一致。其二是明确提出对于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要明确定义：什么是走资本主义道路？贪污盗窃，投机倒把，腐化变质，做官当老爷，这就叫走资本主义道路；不涉及路线问题。斗争的矛头指向官僚特权腐败分子，而不是全部同志。
胡耀邦讲了个故事——1月15号团中央开了个会，有一个17岁的青年，叫黄国玉，给他递了个条子，说我的爸爸是花岗岩脑袋，改造不过来。胡耀邦给他解释：黄国玉啊，花岗岩下面是什么？黄答不上来。是页岩，就是比花岗岩软，页岩下面是什么呢？是石灰石，更软了，石灰石下面是什么呢？土壤，那就更软了，他是花岗岩脑袋，你可以给他做工作嘛，越做他就越软。胡耀邦说：抓关键，不要抓鸡毛蒜皮，不要抓人家的小毛病。对此，他提出了四个不反，六个不查，一不反社员，就是农民，二不反工人，三不反学生，四不反一般知识分子和一般干部。六不查是不查一般阶级成分，不查一般男女关系，不查一般工作作风，不查农民中的小偷小摸，这在当时实质上是对毛主席计划的抵制。第六不查市场上的小的交易。
胡耀邦主张——向前看，不要去纠缠那些历史问题，不要老是纠缠什么彭德怀的反党集团的影响，不要老是纠缠土改彻不彻底，镇反不彻底是不是有人要复辟，彭德怀本身就是一个冤案嘛。
再就是政见公开，不要搞神秘化，神秘化是藏污纳垢，是庇护那些专制主义的。胡的这些话都是在大会上讲的，他的观点在各种会上都反复讲。

【我不赞成学语录】胡耀邦说：学习毛泽东著作，应该系统的学习。而邓小平提出这个问题是在十几年以后。他讲：“不要零敲碎打，我不赞成学语录，毛主席的话都是在一定的时间地点条件下做出的结论，语录把这些都删掉了，只留下几个干条条，有点生搬硬套。”当时敢于说出不赞成学习毛主席语录，很不容易。

【把革命和生产的关系要颠倒过来】2月12号，胡到了安康县，他在向地区机关和安康县机关干部做报告时，提出来第二个改革纲领，然后又把这个报告的内容于2月14号自己起草了一个电话通讯，先发到省委。省委书记处通过以后，立即发给各地。内容大概有，第一，把革命和生产的关系要颠倒过来，生产在前，革命在后，原来只能讲抓革命促生产，不能讲抓革命抓生产，现在就是颠倒过来，我们的根本目的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工作搞得好不好，主要标志就是生产是否上去。衡量一个干部的好坏，工作的好坏，根本标志是生产是否能上去了。
这在当时可是不行的，这是违反毛 泽东思想的。第二，两手抓，双丰收。一手抓粮食，一手抓作风建设，在关中就是一手抓粮食，一手抓棉花，在陕南就是一手抓粮食，一手抓山货土特产，在陕北就是一手抓粮食，一手抓林业畜牧业。第三，在政治领域再抓大一点，不要抓小一点，不要着重意识问题，要着重现实问题，不要抓重男女关系呀，鸡毛蒜皮的作风问题呀，要抓关键问题，就是怎么把生产搞上去。不要抓那些检讨过的问题，要强调将功补过。

【胡耀邦感到大祸临头了】2月17号到18号零点左右，刘澜涛（时任西北局第一书记）打来电话，说中央和西北局认为，你从安康发回的电话通讯（指胡的改革纲领），有错误。特别是其中关于干部政策问题。（指解放干部有四条，搞错了应该平反，搞重的给人家减轻，现在一时搞不清的不要限制人家自由，让人家工作，有了结论以后再给做结论。）可能引起翻案风。
这一下就是泼了一头冷水，胡耀邦回来情绪不好，感到大祸临头了。因为这个事情发生在安康，刘澜涛打电话说中央和西北局批评胡耀邦，胡耀邦把汉中地委书记张军叫来，张军和胡的看法一样，现在不是翻案风，谁敢翻案？问题就是不敢翻案，政治压力那么大，谁敢翻案？我们大家都认为没有错。
我和张军还这样讲：刘澜涛和胡 耀邦一个是第一书记，一个是第二书记，汉中和西安很近，你打个电话来提醒一下就行，为什么要把这个文件送到中央去告一状，然后让中央领导来批评胡 耀邦，然后再用中央和西北局两顶大顶子来压胡耀邦，我是这样议论的。胡耀邦当时反正是不服，没有认为自己错，也还没有看到后果很严重。
但是到西安以后，开始空气紧张。西北局宣传部点名批判，西北局办公厅收集耀邦所有的材料。在3月11号至16号，西北局书记处开大会批判，很严厉的批判。省委所有书记都列席参加，全盘否定胡耀邦。16号在当时陕西省正开的贫下中农代表会上胡耀邦做检讨，公开检讨，检讨完了，耀邦就病倒了，医生诊断是大脑蜘蛛网膜炎，有生命危险，批判会只好停止，他住院了。
住院以后，生命危险刚过，他夫人也来了，杨尚昆当时在那儿，稍微恢复了一点，杨尚昆叫耀邦继续写检讨，说：你不写检讨，西北局就下不了台嘛，写个检讨我还可以给你说话。耀邦趴在病床上写检讨。
西北局了解情况了，这个检讨写得也很好，耀邦恢复工作以后，西北局派人，从书记到部长到处长，到陕西各地收集耀邦的错误路线造成的损失。实际上各地生产都是蓬蓬勃勃，他们专门收集缺点。到了六月份，又到省委开了个工作会议，又批判。最后胡耀邦是这样走的：有天晚上，我和耀邦的秘书，在耀邦的院子里走来走去，耀邦出来了，说好消息，余秋里来电话了，余秋里说，听说你在西安出了点事，耀邦说是，我已经受了几次批判，几次检讨还过不了关。余秋里说你在西安谈不清，你回北京谈，余秋里说他要跟贺龙谈谈，他过去是贺龙的部下。过了几天，叶剑英带着张爱萍等到西安检查工作。那天给叶帅接风，吃饭以后别人都走了，叶剑英对耀邦说，耀邦你留一下，我听贺老总说，这个地方在整你了。耀邦说是，几次检讨还过不了关。叶就问你什么问题，胡耀邦跟他讲了一下。叶剑英这个人在党内，历来是比较开明的，叶剑英说，你老弟在旧社会少吃了几年饭，你斗不过他，西安谈不清，你回北京去谈。耀邦说那我走不走？我怕走不脱，叶剑英说我带你走，后来胡 耀邦就跟叶剑英走了。我们去送行的时候，叶剑英临上飞机说了一句大有深意的话：耀邦走喽，这个地方搞不成喽。
【撤销了胡耀邦职务】胡 耀邦离开陕西，去了北戴河休养，后来西北局在兰州开会，省委一二八次会议，省委一二九次会议，连续批判胡耀邦，但都不许给耀邦送材料，我们是私下里送的，我们秘书长给第一书记送材料有什么，他们认为这是搞情报，开会不给第一书记送材料，你这算是非法组织嘛，送了以后耀邦就知道了内情，耀邦跟罗瑞卿讲了，他跟罗瑞卿私下关系很好，罗瑞卿说他们不能搞缺席裁判，你给中央写个信，我回去交给小平同志。他就写了信，叫杨尚昆给西北局打电话，你们不能搞缺席裁判。以后在北京中央召开工作会，西北小组继续批判胡，后来毛 泽东表了态，虽然含糊其词，但他是强调阶级斗争的，就把耀邦撤换了。耀邦是1965年10月2号中共中央通知免职，10月6号邓小平才通知他调到北京。到1966年又搞批判，1966年2月到3月搞了一次，然后就是文化大革命，西安的揭幕式就是批胡的，阵势可大了，西北各省一直到县委书记都来开会，开了一个月，批判了一个月，省委又接着开，我那时也因此被关进了监狱。

【老虎庙附言】林伯伯离世转眼已两年，林伯伯因其特殊身份被世人称为“林牧现象”，只从其个人一生来看，这意味着的是一个人的一生中的阶段性黑白遭际……
我之所以为林伯伯逝后编书，一个基本的原因是我和林家女儿7岁起同窗共读，12岁时分手，之后各自家庭历经文革“洗礼”，再于38年后（2003年）重逢于西安时，相见已成鬓角见白之人！我们各自的家境亦非儿时。就在这短短四年中，我们又共同经历了无论是对个人还是对民族来讲都称得上是重要的年代。而林伯伯的人生恰在这几年中走向极致。我不是编书专家，但为发小同学做事，义不容辞。
林伯伯去世之前是经历了噤声遭遇的，所谓网络封锁，正源自林伯，这点大家值得记取。2008年12月10日，林同学告诉我说，现在林伯伯的大名可以在网端出现了。我蹊跷：人在、人逝言语自由却作两可？难道肉身之灭也等同了精神之灭吗？岂不滑稽。
我因此认真书写《10日这天 想起林伯伯》一文，传递给大家关于《烛烬梦犹虚》（我编撰其中自传部分《日月昭昭》）一书已在香港付梓信息。只遗憾书是出了，却在南北中国不同礼遇，其间原委不说，现在只拿片段来飨读者，也算告慰林伯伯在天之灵。

【延伸阅读】
林牧—羞着欺世饶舌人
林牧逝世……
再会胡绩伟伯伯
拜访胡绩伟与狄沙阿姨一席谈
花三十年整明白一件事的胡绩伟

2008年12月31日《南方都市报》A46版

高耀洁：面朝南方，向南都鞠躬

编者按：
　　十余年来，高耀洁医生一直致力于揭示艾滋病在中国肆虐的内幕、救助艾滋病人和孤儿，赢得了国内外的广泛尊敬，被誉为“中国民间防艾第一人”。上月，81岁高龄的高医生当选南都主办的“改革开放30周年风云人物”，来广州参加颁奖盛典期间，高医生表示正在募集旧杂志（时政类）送往农村。日前，本报募集的第一批110公斤旧杂志已运抵郑州。在此特刊发高医生的来信，有读者愿意参与的，可直接将旧杂志寄至河南省文史馆（河南省郑州市金水路14号，邮编450003）高耀洁收，或与本报热线（020-87388888）联系。
　　2008年12月28日，我收到《南方都市报》无偿为艾滋孤儿们和贫困儿童们捐赠的100多公斤各种杂志。我将马上发下去，并代表他们致以谢意！
　　我为他们募捐读物是有原因的。我记得在2000年3月18日，我到了一个贫困村庄，见到了一个因卖血感染艾滋病的重病人，我给他买一点药，他拿着药问我：“大夫，是不是毛主席叫你来的？”一连问了我三遍，我无言可对。我最后只能说：“你去吃药吧，多喝点水。”
　　这件事使我开始悟出，他们的知识太缺乏了，信息太闭塞了。从此，我每逢去农村，都带上几本杂志，多半带的是《妇女生活》、《现代家长》等。不管带多少本，都会一下被抢光。等我再次去这个村子的时候，我送的杂志被传阅得面目全非，只看出来是一堆废纸，但他们还在阅读。由此我意识到，他们缺少的不仅仅是食物和衣服，更缺少精神食粮。特别是那些不通汽车和不通电的村庄，那里的村民好像是与世隔绝。
　　近几年来，我虽然自费发出几万册我编印的防艾书籍，但还是杯水车薪，我觉得我是一个失败者。治贫先治愚，因此，我四处募集各种旧杂志。其中河南《妇女生活》杂志社捐献的杂志最多，至少在200公斤以上，我早应该对他们表示感谢，但由于我在河南的处境而无法公开表达，向他们深表歉意！
　　今天我向贵社写这封感谢信，我是代表这些弱势群体致谢的——面朝南方，向南都深深地鞠躬，感谢南都多年来对我防艾工作的一贯支持！南都是敢说真话的报纸！
                                    高耀洁　鞠躬
                                      2008年12月2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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