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人认为我们需要法律保障劳动者的基本权益：新劳动合同法就是这么一部法。

    我不是个无政府主义者，但是我常常在思考问题的时候把把无政府状态当作一个假想前提：即如果没有政府来插一脚，情况会怎样。在北京，我见过很多饭店都使用童工（肯定16岁以下，有些可能就12、13岁）。如果针对这些例子严格执行劳动合同法，这些童工肯定不能在北京待下去。似乎他们应该被遣送回老家。回到老家干什么呢？不太可能上学——家庭需要他们“上班”。结果，答案是，如果外部条件没有大的变化（例如假使政府颁布政策：上学不仅不收费，还补偿因为这些童工没去“上班”而带来的损失），他们回到家乡继续当童工，当然境遇只能更差，因为正由于家乡当童工的收益没有北京高，他们才来北京的。

    很多自称弱势代言人的人因为情绪的冲动、或者知识缺陷、或者智力缺陷往往没有看到上面这一点。

    一个对立的、即可会想到的例子是：山西黑砖窑事件。有人认为这个例子支持了劳动合同法存在的合理性：如果没有劳动合同法，强势的企业主会把工人当奴隶。我对这个观点的反驳还是从没有政府干涉劳动合约自由的“无政府状态”开始.第一种情况:在一个自由交易的市场中，如果有人愿意出卖自己为奴隶，我们可以认为这个人肯定认为出卖自己为奴隶比不做奴隶强，如果我们干涉了他的这种出卖，其实我们这些局外人替他做了主，干涉让他损失了做奴隶而得到的收益。第二种情况：不存在自由交易市场，而是有人强迫他做奴隶，那么我们的外部干涉显然是正当的，不过这个正当性不是源于维护“劳动合同”的正义而是对基本人权的维护。维护基本人权和维护“劳动合同”本质不同。

    从黑砖窑事件（我对那些不了解真实穷困的人们的需求、悚然听闻的夸张报道不以为然）的后续报道看，第一种情况（自由合约）与第二种情况（强迫人为奴隶）都存在。我们需要区分对待才能真正的帮助到当事人。

    我们可以想象，在一个基本人权得到足够保障的社会，劳动合同法没有必要存在。现在它的出现造成的结果应该是以下几个方面：1.给部分同情心“超强”的人以心理安慰（我的大致判断是这些人的超强同情心使他们失去了理性，智商急剧下降）；2.给政策颁布者以维护弱势的好声誉；3.让施政者在一定程度上逃避了对他们无力维护基本人权的指责；4.让另外一些与之不能配套的政策感到难堪，如前述的童工问题中，不让她们做童工那么就应该给她们提供真正的义务教育，给他们家庭以物质保障，使得她们无需做童工；5.损害弱势者——这些弱势者不仅包括工人也包括企业主，尤其是那些非垄断的小企业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