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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11/2007

公共财政

从字面上看,“公共财政”的对立词是“私人财政”或“私家财政”。例如13世纪英国的《自由宪章》出现之前的财政是私家财政,《自由宪章》出现之后,世界上逐渐了出现了公共财政。

       政府的钱来自人民,这个常识直到近些年才被国人重新注意。为什么会重新提起这个常识呢?答案是,国有企业、集体企业改革的过程让

政府和人们都认识到,区分公产和私产是必要的。改革以前,既然几乎所有的财产都属于公产,人们没有纳税的概念,那么“政府的钱”来自人们这个观念也就不值得重视。产权的明晰带来了经济效率的提高,同时也造成私有产权在国人心中逐渐生根。当下的国人比以前更加珍视自己的钱不被别人拿走乱花。这是为什么大家现在关注公共财政制度的背景。

      当前公众的不满情绪中,腐败问题、政绩工程问题、不作为乱作为问题,都直接或间接的与钱袋子管理不善有关。例如,政府的不作为常常被公众指责,然而,有时候,政府相关部门确实有苦难言——做事总要钱的,没有钱或钱不够想作为也作为不起来。

    怎样建设公共财政制度呢?一般认为,第一步肯定是要财务公开,第二步是预算监督,第三步是绩效监督。谁来做呢?相当于西方议会的中国各级人大——在西方议会那里,关于钱的争论占了他们争论的一大比例,有时候甚至让政府部门瘫痪。

崛起

     (华闻点评)有很多人认为中国已经“崛起”了,或者说即将崛起,我们可以把这些人大致分成两类。第一类是怀有自大民族心理的中国人,另一类是对中国强大心存恐惧的外国人。这两类人是“威胁”“崛起”口水战的冤家对头。这两类人中既有政府领导,也有学者平民。“崛起”这个词可能满足一大批中国人的民族虚荣心理,第一类人口中的“和平崛起”其重点是“崛起”,和平是个工具性的修饰词。“崛起”似乎让这些人在面对强国更加不那么自卑,面对弱小国家时更加趾高气昂。

       某些对意识形态暴力敏感、对前苏联暴力社会主义的历史记忆犹新的外国人,害怕中国成为另外一个强大、令人恐怖的“苏联”。这是“中国威胁论”的真正心理来源。在当代中国,上述的第一类人在反驳“中国威胁论”的同时,恐怕也还带着深刻而复杂的民族自傲情绪吧(“终于你们知道害怕了”)。因为这种民族心理的存在,不能说第二类人的“中国威胁”的推测毫无根据。

       生产总值超过英国,很快超过德国,即将超过日本,这些事实是第一类人的自豪感的依据。这些人不太了解的是:大清帝国被羞辱的时候,国民生产总值世界第一。

      人均收入是衡量国民是否幸福的一个重要标准。以人民的幸福来看,人均收入排在100位之后的国家谈崛起有点早。

26/11/2007

幸福 或者自由的敌人(待续)

幸福和自由在很大程度上是同义词(依阿马蒂亚.森的对自由的定义)。没有自由就没有幸福,不幸福也就意味着不自由。
妨碍人们(自由)幸福的敌人有哪些呢?我们似乎首先要区分私人领域和公共领域,要弄清楚那些该我们自己对不幸福负责,而哪些是他人造成的。
 
 
24/11/2007

作为发展目标的自由

因为自己受制度伤害而关注制度改革,从心理角度看,粗看,似乎不符合理性人的要求。
制度是公共物品,一个人挑战制度(若成功)带来的收益大于他的成本,如失败,他更是得不偿失。然而正因为如此,社会群体价值观一般保证挑战者的收益足够大以致于能够激励挑战者——这是文化力量。
我是个被制度伤害的人,还有许许多多同我一样被制度(还有制度文化)伤害的人,因此而关注制度改革,为之“奉献”——一般情况下,这些人在为制度改革付出的时候很少想到遥远的将来可能得到的回报——也因为如此,这些人常常为称为理想主义者。
关注他人的幸福而不仅是自己的幸福,这是理想主义的核心。
他人的幸福可以用什么来衡量呢?那就是自由(阿马蒂亚.森的可行能力)。衡量是否是真正、“无私的(排出权力欲望)”自由主义者的标准就是这个。很多理想主义者的乌托邦设想往往忽视了这个标准。他们的追求成了他们自己的“自私的”理想,往往他们自己对此没有自知,或者虚伪的不承认这点。

关于政治理想

什么样的人有政治理想(政治抱负)呢?
从理性人的角度说说。把具有政治抱负的人分为几类:
1.把政治理想作为一种信仰的人
2.把政治理想当作权力实现的一种工具
3.把政治理想当作谋生的工具
当然,实际上,很多人是这三类人的交集。
 
16/11/2007

户籍制度改革

户籍制度改革讲了很多年了,到现在还不好说有什么人铁定地赞成目前这个制度。但为什么到现在也没有形成一个方案,更不用说形成一个法律文件?前年公安部的首长就谈过一些不错的意见,但后来也没有进一步的消息。去年国务院关于农民工权益保护的文件又回避了户籍问题。对于户籍制度改革步伐的蹒跚,我看一方面的确是有难处,因为涉及的利益平衡问题比较复杂;另一方面可能是技术思路有些问题。能不能像有的改革一样,把户籍制度改革放一放,到什么时候水到渠成,让它自然化解?我看不能。有这个想法的同志无非是说等经济发达到一定程度后来化解这个问题,但我们已经看到在我国经济发达地区并没有解决这个问题,反倒使这个问题更加复杂了,例如,那里的户籍壁垒不仅发生在城乡之间,也发生在农村社会内部。可见,我们不能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