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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8/2/29 President Bush's Radio Address
2008/2/26 Police Said to Have Assaulted Rights Lawyer in China
2008/2/20 普遍的误解：关于极权（一篇BBS骂架帖子，挺无聊，做个标志） 对“极权”，“暴政”喊打喊杀，要其即刻灭亡的人，是当权的极权的同胞（如解放前的共。产。党），是未当权的极权分子，还没机会极权的极权分子。但这伙人往往没有自己认识到这一点。 极权的真正对头是茅于轼，江平那些所谓的“走狗”，不是陈永苗，薛涌，不是张博树，不是王怡，不是刘军宁......等等。 邓小平所说的“防右，但主要防左”的话不仅是对国家说的，而且适用于你，我这样的个人。对个人的思维和行为来说（在中国），要“左”总是很容易，而要“右”却需要付出大力气。因为“右”比“左”在思维的链条上多了一节。打个比方，“左”和“右”两个人对现有的极权都不满意，“左”和“右”都要“破”，但“右”思维上多出的一段是,“破”了之后怎么“立”，正是这一段让“右”在“破”的时候就与“左”不同。“左”的想法是马上冲出去把它干了（很多人不但这样想了，还真的冲出去拼了）， 而“右”想：在自由民主法治素质普遍低下的时候，宪政的大框架远未完善的时候，这种“拼命”有两种结局：1.自取灭亡；2.原极权倒下，拼出一伙更极权的家伙上台。只能是这两种情况，不可能有第三种。因为，如果不更极权的话，他们就打不倒原极权（在前面说的那个条件下）。想到这些，“右”开始做更多的计算（有时还找些类似阿马蒂亚森的书来看看,帮着计算），并做些“左”不屑于去想，不屑于去做琐碎工作：如，找到衡量自由的方法，量化自由的指标，寻找通往自由的各种次优方案。因为有了这些琐碎思考，右往往得出结论，自由是目标，民主形式（甚至民主本身）却不是，它是手段。量化自由的很多参数中，民主形式的权重较大，但还有吃喝玩乐，身体健康等权重更大的参数。 “右”看看没有别的更好的路可走，于是就做起极权的走狗来，如茅于轼，江平这些人做起走狗来还很认真，帮极权搞调查做项目，出谋划策。“左”在一旁看不惯了，认为这群走狗延续了极权的寿命，右的回答是，错误。第一个错误在于，我们这些走狗所做的琐碎的细节程序的完善，可能（注意是可能）不仅不会延续现在的极权，而且还会加速现在这个极权的倒掉。“我们是极权的走狗，同时也是极权的蛀虫”。第二个错误是，即使我们干的的走狗活不能加速现在这个极权的倒掉，但是这些琐碎活一定能够防止一个新的极权的升起。 头脑简单的“左”（往往年龄也小），难能听得进去了，一个劲的狂骂“右”。而“右”的走狗活一般很多，比较忙，没有时间接口，“左”于是认为“右”自认了没骨气，走狗的称号，越骂越起劲。“右”有时被激怒了，不忙的时候也回敬几句“头脑简单”，“偏激”。但是在这些未当权的“左”与极权头脑发热、绝望的拼命的时候，右也不屑于落井下石。当然，“右”做奴才、走狗也很危险，因为极权的性格摇摆不定，还有一些当权的左在极权耳边吹风。一不小心，“右”连走狗都做不成——事实上还真有些右连走狗都做不成而“悲壮”的死去。 有个“右”在北大说，极权在哪里，在我们自己心里。“右”理解了这句话，做了走狗，并经常提醒自己从心里抵制它。“左”没有理解，但因为经常大喊打倒极权，成了英雄。 2008/2/18 《宪政英雄》个人幸福的上限受制于国家的宪政程度。那些离我遥远的英雄们正在行动，我的未来（以及更多人的未来）必定受惠于这些人不屈而悲壮的战斗。 谨记下这些名字 莫之许，胡佳，李劲松，茅于轼，胡星斗，张思之，俞华峰，高智晟，李和平，李乐平， 陈丹青，贺卫方，焦国标，杜导斌，刘军宁，夏业良，李和平,艾晓明，张博树，张鉴康，李苏滨，范亚峰，滕 彪，许志永，郑恩宠 。。。。。。
_______________________安全生产顽疾 久治不愈在于政策失误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生产安全性问题成了我们这个社会的顽疾。对怎么医治这个顽疾存在两种思路。一种思路是打击不符合安全生产要求的矿的违法行为，责令他们改进，否则就关闭它们；另一种思路是不仅不打击那些矿，还稳定他们的长期的赢利预期，帮助他们安心改进安全措施。 第一种思路是典型的行政手段的思路，在历史和现实来看，这种思路对处理问题方面的成功的例子基本上没有。道理很简单，频繁的打击小煤矿主，必将让他们走向只考虑短期利益的路上去。当面临打击的时候，在实际上的产权（例如100年的开采权）不明晰的情况下，他们会这样计算：如果花一百万改善安全措施的效益还没有花这一百万给当地领导的作用大（甚至让领导们直接入股保护的效果更好），他们必然选择后者。所以，各地频发的官煤勾结只不过是中央的“严厉打击”政策逼出来的，同时也产生了越打击安全事故越多的看似悖论的现象。 用行政高压手段解决问题是中国几千年来的传统，这个传统看来到现在似乎还没有断绝。不过分的说，我们的严厉打击政策确实要对许许多多的矿难事故的受难者负责。如果，我们的政策不是打压，关闭，炸掉“非法矿”，转而扶持这些“非法矿”，稳定他们的产权收益预期，甚至补贴它们的安全投资，那么我们的受难者的人数肯定大大下降。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怎样解决贫富差距问题对于怎样解决贫富差距问题存在两大类的针锋相对的观点。第一类观点可以称为“改革观点”：这种观点认为收入差距扩大的原因主要是由市场制度不完善造成的，解决收入差距问题需要继续深化改革，特别要防范政府权力过多的干涉市场，要反行政垄断，反部门寻租行为。第二类观点可以称为“回归观点”，这类观点认为，是市场造成了收入差距的扩大，要解决不平等问题要从改革之前的毛泽东时代寻找，寻找思想资源，要加强经济中的公有制成分，扩大政府的权力。 从历史上看，全世界的共产党的奋斗目标之一就是要解决社会不平等问题。然而，经过将近一世纪的试验，没有那个共产主义国家成功了。倒是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在解决社会不平等问题上的成就最大。——有些人认为，改革开放前的中国，当今的朝鲜和古巴的社会不平等程度小于资本主义国家，这是对历史的无知。历史学家杨奎松根据详尽的资料论证过，中国改革前的社会平等只是一种虚幻的想象。当今解决收入差距扩大问题的世界经验是：完善的市场+合理的二次分配制度。超脱这个经验之外的乌托邦想象是不仅不能达到“均富”，连“均贫”也说不上。 自由市场与统筹城乡发展设想一个极端自由竞争的的市场经济社会，政府完全不提供任何福利保障，也不约束任何人员的自由流动，不干涉就业，不干涉生产，不干涉资源，不干涉交易。这样一个社会的贫富差距会更大还是更小？粗一看，很多人相信，其贫富差距肯定会变大。其理由和一百多年前马克思分析的差不多，市场经济会造成“老板”与工人不同的工资谈判地位，因为剥削的存在，富者更富，穷者更穷——如果没有政府来搞二次分配的话。 然而，仔细的经济分析并不认同上述理由。而且历史也证明，由政府过多来分配社会财富不一定能保证比市场做的好。两个很好的例子是：前苏联和改革开放前的中国，两者都是赤裸裸的剥夺农民，劫穷济富。剥夺农民的后遗症依然在当代的中国仍在发生：户籍制度正在剥夺农民分享社会保障、高质量教育等的好处，土地公有制度正在剥夺农民的土地等等。 自由市场制度分配社会财富的好处是：人们自由的迁徙自然而然的降低了地区与地区之间的差异，发展机会多的地方会吸引更多的人去，而发展落后的地方则去居住的人少，这样无须政府的操心，地区之间的发展差异就自然拉近了。在没有政府的情况下，老板与工人的谈判地位决定于是资本与劳动力的供求状况。劳动力供应充足，工资谈判能力就低，相反就高。这并不是什么坏事，而且在自由竞争的情况下，每人做老板的机会也是比有政府干涉的情况下高——富者往往勾结公权力实施各种行业竞争限制，于是穷人做老板的机会也就降低了。 从以上的讨论可以得知，统筹城乡发展的关键不在于政府要“帮农民”办多少事，而只是需要它能够公平对待农民就行了——不需要劫富济贫，只要不劫贫济富就够了。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稳定新思维什么人希望稳定？我们应该承认，在社会阶层流动对每个人的机会都大致均等的社会里，希望稳定的人也会占社会人口的大多数。否则，人们就会希望激烈的变革或者革命。在前些年，执政党喊出“稳定压倒一切”的口号，表明执政党深刻的感受到了“社会不稳定”这个危险趋势的存在。无疑，这表明执政党的成熟——更加在乎民意。而且因为执政党意识到了危机感也就能够更加会关注社会大众的利益，而不仅是与公权力勾结的权贵的利益。 然而，有些人片面的理解了“稳定压倒一切”的含义，他们认为防止负面的民意情绪的表达，加强权力垄断（截断不同意见者参与政治的途径），防止民众听到不同的声音等等就能带来稳定。这种片面理解显示出了他们执政的不成熟。事实上，研究表明，近些年我们的地方政府越宽容不同声音、公民参与政治活动越深入、村民自治做得越到位，人们与政府的矛盾越少，地方也越稳定。 世界各国历史显示出的公理是：民意表达的渠道越畅通，社会越稳定。当然，从领导人民转型为信任人民能够自治（民主参政，自由表达）需要一个过程，如果这个过程太快可能会欲速而不达。但是如果太慢就会延误时机。当今中国的现实显示我们的转型可能有些慢。这慢的原因可能是：一些官员的施政并不以人民利益为根本，他们以稳定为名而极力垄断自己的权力——这样的表面稳定只能是带来深层的不稳定。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第三条道路”？民主社会主义（或者被称为社会民主主义）所代表的道路，一直被称为“第三条道路”，或者被称为革命不彻底的“修正主义”道路。如果说修正特色的民主社会主义实现了原初社会主义的梦想——平等均富，而正统的苏联式的空想社会主义既没有实现“均”也没能实现“富”，那么，承认“第三条道路”代表真正的社会主义道路就是合情合理的了。在世界范围内，社会主义并没有失败，失败的是那些空想的社会主义。这是谢韬那篇引起轰动的文章的出发点。 “第三条道路是通向现代社会民主主义的复兴和成功之路。它并不是左派与右派之间简单的妥协，它力图吸取反对派和中-左派的基本价值，把它们运用于社会经济发生了根本性变化的世界中，而这样做的目的是摆脱过时的意识形态。”英国前首相布莱尔在一次演讲中这样为第三条道路布道。 在布莱尔设想的“第三条道路”淡化意识形态，而是需要找到严峻的问题的解决方案。他认为，他的工党的挑战是：“全球市场、持续的贫穷和社会排斥、上升的犯罪率。家庭的崩溃、妇女角色的转变、劳动就业和技术革命、民众对政治的敌意和要求深刻的民主改革，以及许多需要采取国际行动的环境和安全问题。”让人感到惊奇的是，布莱尔所说的这些挑战和中国现在面临的问题是多么的相似。 更重要的是，面对相似的问题，有效的解决方案也是相似的，那就是混合所有制、保护完善市场、民主宪政。中国“摸着石头”也找到了这个方案，至于它是叫第三条道路、民主社会主义、还是特色社会主义并不是太重要。 民主进程的参量 从民主政治的诉求来看，对民主化，宪政化的政治体制改革呼声最大的群体是一部分知识分子；基层的民主化政治改革需求主要是从当下利益分配的角度提出的；权力高层的“改革派”试图推动制度改革以满足这两部群体的政治需求。
权力高层衡量政治体制改革方向的基本判据是：第一，要保证经济发展水平继续比较快速的提高；第二，要保证社会稳定。为了保证经济继续快速发展，就必须走改革开放的市场经济道路，而高层已经认识到了当下的政治体制对市场经济继续深化发展的束缚，所以高层会继续推动民主化的政治制度改革。当今腐败是威胁社会稳定、执政合法性的最大的敌人，要保证社会稳定，就必须反腐败，建立有效的权力分化、约束机制；稳定性的要求还需要在权力机制设置上让已经分化的社会利益声张的渠道保持畅通，因此政治体制改革方向必须是宪政民主化的。 从《十七大报告》以及近期高层的各种表态看，民主化的改革进程不会停止，而进程的速度决定于意识形态的各方、经济利益的各方、权力分配的各方博弈的动态均衡。 人类言论自由的新高度2007年9月24日，伊朗总统内贾德在纽约参加联合国大会期间，应邀在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发表演讲，宣讲他的“意识形态”和价值观。在演讲当天，就有大量抗议民众聚集在哥大的会议厅之外。有许多抗议者仍然感到深受伤害：因为内贾德曾经公开否定这场纳粹大屠杀的存在。当年纳粹时代幸存的犹太人感受非常直接：那场浩劫让他们家破人亡、是他们一生中最痛苦的经历。美国总统布什也不赞同内贾德到哥伦比亚大学去宣讲，然而，哥伦比亚大学顶住了压力。 这可能是一件只能发生在21世纪，也只能发生在美国的事件——向一个可能交战的国家总统开放“言论自由”，让这个敌对国总统在自己国家的著名大学宣讲敌对的意识形态。毫无疑问，这个事件也是一个重要的标志：标志着在人类历史的长河中，“言论自由”在当代已经达到的高度，标志着在21世纪初这个世界上最强国家的政府所具有的自信心。 言论自由是一个深奥而复杂的主题。据介绍，在一些欧洲国家，仍然不容许公开发表否定犹太人浩劫历史的言论，违者可能坐牢。这样的惩罚是否应该，是否违背了言论自由原则，在这些国家也是一个经久不息的讨论议题。如在德国，公开出版希特勒的自传《我的奋斗》被长期禁止，而在其他国家就远没有如此敏感，《我的奋斗》在美国是书店的畅销书，这种区别的原因只是历史上受危害的经验不同。还有，今天在一些有结社自由的国家，也会明令禁止某个在历史上确实对国家造成严重危害的政党。也就是说，在实行普遍的学术自由原则下，各民主国家仍然有一些历史教训带来的特例。 就理想状态而言，保护舆论监督，保护言论自由其实是保护一个类似于经济自由市场的“言论市场”，让社会上各种思想，意见能够“公平的”竞争，让人们自由的去决定“购买”哪种言论。最大的保护者无疑是政府，当然，最大的损害者也是政府。这样，一个地方言论自由程度的大小就取决于政府对人们的智识的信任度，取决于这个政府对它自己施政的自信心。 ____________________教育公平程度是社会平等程度的最大指标2007年的诺贝尔经济学得主马斯金曾经对中国的社会不平等问题如此评论：“贫富差距悬殊的一个重要原因是那些低收入人群根本没有途径获得高薪的工作，要使人人都得到平等的工作机会，只有通过教育。因此教育是解决收入两极分化的重要手段。” 任何投资都要求就算投入和产出比，教育是一种人力资本投资，它也不例外需要计算投入产出比，不过由于教育的产出有是比较长的时滞。就个人的预期收入而言，社会学家做过调查，大学毕业生比中学毕业生的收入存在显著的差别。因此由个体家庭而不是国家来对个人进行教育投资具有正向激励。然而，由个体家庭承担教育投资的最大问题就是，这会造成社会的不平等，穷人总是在教育投资上少于富人。这样就会造成贫穷的“遗传”。 于是，由国家提供基本的教育投资的观点就是大部分人所赞同的了。然而，主要发生争议的是如下这个问题：为了教育公平，国家要补贴贫困人口，是补贴学生个人，还是补贴学校（补贴学校就能保持低学费，甚至免学费）？这个问题同现在争执正热的对医疗体制改革问题有相似之处，在那个问题中，争论的焦点是，国家补贴医疗费用是给个人还是给医疗机构更公平也更有效率。 从现实来看，在中小学阶段，补贴给学校更加有效一些。也就是实行全部的免费的义务教育。在高等教育阶段，补贴给学校（然后低学费）似乎就是补贴富人，因为穷人家的孩子上大学的比例比中上层的孩子小得多。 很遗憾，这个公平问题的本质往往因为情绪化的感情被遮掩了。道出了真相的人，真正发表对穷人有利言论的人反而被穷人咀咒。中国也因此生产了许多以公平为名的“劫贫济富”的政策。 谈崛起太早 有很多人认为中国已经“崛起”了，或者说即将崛起，我们可以把这些人大致分成两类。第一类是怀有自大民族心理的中国人，另一类是对中国强大心存恐惧的外国人。这两类人是“威胁”“崛起”口水战的冤家对头。这两类人中既有政府领导，也有学者平民。“崛起”这个词可能满足一大批中国人的民族虚荣心理，第一类人口中的“和平崛起”其重点是“崛起”，和平是个工具性的修饰词。“崛起”似乎让这些人在面对强国更加不那么自卑，面对弱小国家时更加趾高气昂。
某些对意识形态暴力敏感、对前苏联暴力社会主义的历史记忆犹新的外国人，害怕中国成为另外一个强大、令人恐怖的“苏联”。这是“中国威胁论”的真正心理来源。在当代中国，上述的第一类人在反驳“中国威胁论”的同时，恐怕也还带着深刻而复杂的民族自傲情绪吧（“终于你们知道害怕了”）。因为这种民族心理的存在，不能说第二类人的“中国威胁”的推测毫无根据。 生产总值超过英国，很快超过德国，即将超过日本，这些事实是第一类人的自豪感的依据。这些人不太了解的是：大清帝国被羞辱的时候，国民生产总值世界第一。 人均收入是衡量国民是否幸福的一个重要标准。以人民的幸福来看，人均收入排在100位之后的国家谈崛起有点早。 _________________“左派”的特征——以邹恒甫为例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互联网推动中国社会转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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善意的假新闻也是一种恶
程序员妓女的差别（转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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