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北京的小餐馆里经常见到童工（大概9-14岁不等）。一般的，他们的脸上的表情，工作时的劲头与热情，让人联想不到报纸上描述的那种悲惨。当然，可能我在餐馆里见到的这些童工是所有童工里比较“幸福”的一类。还有很多身在暗处的童工，人们并不熟悉他们的境况。

       2008年4月份南方都市报揭露的童工问题淹没在在西藏，奥运，cnn等等爱国主题下，现在已经悄无声息。虽然没有其他形式的爱国那样轰轰烈烈，但是关注如何减少童工，其爱国意义其实更加具体，这样的爱国也更加容易见到实际成效。

       怎样减少童工？ 头脑简单的做法是：严厉打击雇佣童工的老板（全社会动员起来）——具有强烈正义感的热血青年应该首先会想到这个方法。但是，经过仔细分析，普遍而言，仅仅这种方法不但不能让童工得到好处，而只会让他们的处境更坏（不包括哪些因为媒体曝光，领导重视而得到帮助的童工）。

      为什么会这样？作为一个问题读者，自己回答吧。

      源自墨西哥的一个旨在减少童工，让儿童回到学校的项目受到广泛赞扬。美国的纽约市也针对贫困家庭设置了类似的项目。项目的核心内容是用钱和其他福利贿赂父母让他们孩子送回学校，而不是早早的进入劳动力市场。

     就中国大陆而言，如果政府能够切实的做到九年制义务教育的承诺（上初中和小学不用交任何费用），童工的比例会减少一些。

     如果进一步，把打击童工的成本，宣传打击童工成果的成本转移给在学校的贫困孩子提供一份“免费的午餐”（免费的学校午餐世界其他地方比较普遍），童工的比例又会减少一些。

      如果更进一步，对那些还不得不让孩子做童工的家庭，除了以上措施之外，还为这些家庭提供“上学奖金”——凡是送孩子上学的这类家庭得到金钱上的奖励，以补贴他们因为不让孩子参加工作所受的损失。这样，童工的比例会大大减少。

      初一看，实施以上措施似乎需要很多钱。但是经济学家估算，只要我们的政府对义务教育的投入达到世界平均水平就够了！现在这种状况是不是伟大的，崛起的，自豪的祖国的耻辱呢？这个耻辱是不是比cnn主持人骂我们是“一群暴徒”更加耻辱呢，爱国同志们？

网络民意能定义什么是正义吗？

有人说：网络民意的角色很像英美法系里陪审团扮演的角色，既然非法律专业的陪审团能够定义什么是正义，那么网络民意也应该可以承担这种角色。

但是，我们也可以提出一个相反的命题：如果从网络民意能够定义正义，那么法官和法院就应该成为摆设，他们可以做的工作无非就是收集民意或者指导民意（就像以前他们指导陪审团那样）。但是，“历史”告诉我们，对于实现正义，一个独立的法院系统更应该受到信任。那些“法律精英”（法官）更有资格定义什么正义。

要清晰详尽的回答上述那个问题并不如看起来那样简单。但是我们有了一个标准答案：网络不能定义正义，正义必须由专门的机构（法院）和人群（法官）来定义。

（从进化的历史和自由选择的建构主义哲学看，正义如同真理一样不是个客观的东西，而是在一定的时间段和空间里被人为建构出来的。正义的定义是不同的人的利益博弈结果，受到人的智识局限的约束。做个假设：也许n年后，人们会发现，由网络民意来定义正义更加合理些。）

贺卫方教授指出了现在中国定义正义的一个流程（对轰动的大案要案）：媒体报道——网络热议产生民意——高层领导批示——法官受命——定义正义。

中国网民是幸运的，空前绝后的遇到了如此体恤网络民意(或者说如此没有自信)的高层领导，的高层领导。他们的“顶”能够影响甚至决定任何领域的公共决策——从是否把一个虐待小孩的继母抓起来，到是否处决一个黑帮分子，从决定用新干线还是磁悬浮到决定徐工应不应该被美国人收购。不，“顶”不仅能够打动高层领导，还能决定王石应该捐一百万还是一百百万。

网络实现了千百年来中国传统士大夫没能实现的理想，那就是为“天下”鞠躬尽瘁，匹夫有责的天下。国家、民族、正义、道德、伦理、平等等等，一系列崇高的抽象的概念激励中国人们为之在网络付出。

为了正义的实现，与我再遥远的事情仿佛变成了自己的事情，天下任何角落里的正义（除了日本、美国等国，现在还要加上韩国）都与自己息息相关。

这种情形很具深意，因为，我们对每天发生在自己身边的非正义熟视无睹。

我们为这种“天下情结”做个定义：过于（非常严重的）关心遥远的他人他物的幸福和正义的实现，而不（非常淡薄的）关心自己或邻人的幸福和正义的实现。秦晖和吴稼祥考证，这种情结容易生出两个双胞胎：民粹和极权。

中国人，从来没有哪个时刻如现在这样展现出对国人的爱意。同大多数现在的中国人一样，我被灾难中的许许多多的故事感动着。但是，我，一个自私的个人主义者，怀疑自己的感情的真实性——怀疑这时的爱过于抽象，怀疑这时的爱不那么健康。

    我怀疑自己在享受别人的悲伤，享受自己的眼泪，享受自己的同情心。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么我自己是多么的可耻。

    是的。也许正是自己觉察到了这种可耻，我对这种美其名曰的爱更加敏感——我更能够觉察到这种可耻的普遍存在。当看到领袖们在灾区问寒问暖时、ccav赈灾义演中各路人等的表现时、网络上描述的那些蕴含无穷无尽的感动的故事时，我对爱的怀疑更加强烈了。

    在我看来，真实的爱来自将心比心，来自对悲伤和快乐的感同身受。爱表现在自然而然的付出，满足所爱。爱意味着及所爱之需，不求回报。这样的爱，肯定就会比较隐晦，不易觉察——因为施予爱的人没有想到要宣扬对被施予者的爱。反过来，也可以这样说，凡是大事宣扬的“爱”不是真实的爱，因为那种爱带上了附加的目的。为了一个附加的目的而爱比不爱还要可憎。

    在19日天。安，门广场上，当人们流着眼泪、唱着国歌、喊着“中国加油，四川挺住”的时候，当网络上到处显现捐款竞赛的时候，当BBS上那些离奇的舍己为人的故事被热烈的顶的时候，我深深的憎恶包括我自己的中国人。是的，包括了我自己，为我能感觉到这种虚伪而憎恶我自己。

    是我对爱的要求太高了，还是很多人对爱的要求太低了呢（如ccav一样的低）？

      “哀悼日”不重要，“国家”也不重要。

       从本质上讲，在这个时候（救人远未结束的时候）设立全国哀悼日（为许许多多的仍在废墟下苦等救援的人提前哀悼？）是面子工程。让我们的政府非常自傲的是，这个面子工程得到了全国绝大多数的人们的赞同。如同那个aoyun工程一样。

      这个工程捂住了很多人的嘴，转移了很多人的视线：昨日（5月19日）外交部发言人秦刚依然以外交辞令拒绝了一些国外救援队来华援助的申请（新京报5月20日）。

      可耻！

    “哀悼日”不重要，“国家”（外交部所代表的国家，中央人民政府所指称的国家）也不重要，救人依然最重要。

     认识到这一点需要一种真实的心态：将心比心，将自己之心比灾民之心。灾民现在不需要哀悼——压在废墟下的哪些生命正在等待救援，与外界隔绝的人们正在等待来救援。

      要认识到在这个时候设立“哀悼日”的真面目，就要联系考虑到秦刚的外交辞令。

       可是我们的心智远未开化。2008年5月19日，当全国人民开始哀悼的时候，全国人民就像被打了麻醉针一样，开始松懈了。这些人满足了自己的哀悼心，却忽视了哪些真正需要帮助的人们的渴求，却忽视、甚至原谅了秦刚的外交辞令。而这是多么的不可原谅。

      缅甸在很多方面与我们的国家是如此的相似。5月19日的次日，5月20日，他们设立了哀悼日，他们同样有足够的理由允许一部分救援队进来而拒绝另外一些救援队。

      还有更多相似的地方：他们军人同样是如此的勇敢和奋不顾身，他们的领导人同样是如此的爱民，领袖们同样用扩音喇叭到现场指导工作，救援军人们同样停下活来列队洗耳恭听，灾民们同样的感激党和政府而泣下...... 同样的，这一切感人的事迹，很快的传播到了全世界，通过他们的电视台。

为什么要沉浸于痛苦而不能自拔呢？为什么不乐观主义呢？

中华传统文化似乎是乐观主义特质的，这种特质在当下的表现就是我们的国家媒体有意的削减悲惨的影像，而突出光明乐观的景象。面对灾难，中国政府历来是乐观主义的，各种宣传都力图让人们忘记痛苦，而不是沉溺于痛苦。

如果参加过在中国农村的葬礼，你能深刻的体味到传统文化是怎样把一件丧事变成“喜事”（事实上，南方的农村确实把办葬礼称为“办喜事”）。在办喜事的仪式中，短暂的痛苦表达（亲人哀悼）后即，欢快的气氛就随之而来，参与“办喜事”过程的人们（吹拉弹唱的乐手们）也毫无顾忌的表达他们的毫无哀悼的情绪。如果你熟悉那些音乐，你就能体会到那些音乐的强大，它能使原初一个非常悲伤的人忘记悲伤，变得乐观起来。所有的仪式都引导你这样去思考，痛苦于当下无益，忘记它们吧，面向未来。

对痛苦的麻木会带来一种没有痛苦的状态。但是这种状态却不可避免的会导致人们对痛苦的敌人——幸福的麻木：既然没有什么真正能让人们痛苦的，那么人们也难以分辨什么是真正的幸福，也就不太可能珍视那些构成幸福的基本元素。

于是，大多数中国人（可以这么武断估计）对自己的权利（构成幸福的基本元素）很模糊，老庄哲学（声称祸福是不可能分辨的）在社会的各个层面深入骨髓，于是产生了让西方哲人感到吃惊的、世界闻名的超强忍耐力，我们自己也因为我们传统文化的这个特质也骄傲。而这一切子起源于我们能够快速忘记痛苦的乐观主义。

可悲。

重温加缪的《鼠疫》，一个感受是：人类的本性（或者说社会心理学的“规律”既适用于西方也适用于东方的中国）是相同的。《鼠疫》里面人们的行为细节和中国人在非典时期的表现何其相似，无论是媒体，还是百姓，还是就统治者（管理者）。

就媒体的宣传而言，《鼠疫》写到：

“作者无意过分强调这些卫生防疫组织的重要性。的确，我们城里的许多人如果处在作者的地位，今天免不了要倾向于夸大它们的作用。但作者则趋向于这样的看法：如果对高尚的行为过于夸张，最后会变成对罪恶的间接而有力的歌颂，因为这样做会使人设想，高尚的行为之所以可贵只是因为它们是罕见的，而恶毒和冷漠却是人们行动中常见得多的动力，这就是作者不能同意的地方。世上的罪恶差不多总是由愚昧无知造成的。没有见识的善良愿望会同罪恶带来同样多的损害。人总是好的比坏的多，实际问题并不在这里。但人的无知程度却有高低的差别，这就是所谓美德和邪恶的分野，而最无可救药的邪恶是这样的一种愚昧无知：自认为什么都知道，于是乎就认为有权杀人。杀人凶犯的灵魂是盲目的，如果没有真知灼见，也就没有真正的善良和崇高的仁爱。”

南方的长平是中国媒体圈里面比较清醒的一个人。中国的媒体现状不仅要归因于当下的意识形态的限制，还要归因于市场带来的“滥情、媚俗、猎奇、耸人听闻”（《怎样把新闻拍成电影》http://blog.ifeng.com/article/1439267.html）。在市场体制下，这些元素似乎不可避免。人们需要娱乐，需要肤浅，并愿意为肤浅、娱乐买单（包括“爱国”这类商品）。 ——没有哪种媒体能比中国特色的BBS更能明白的显示了这一点。

市场媒体的宣传不同于政治下的宣传，但是他们有一个共同点是很多人能够觉察到的——即使那些正在购买“肤浅”的人大多也能意识到——那就是虚伪。

为意识形态控制的需要，政府宣传会夸张、拔高，树立典型。市场媒体同样会这样做。不一样的是，市场媒体没有开会统一口径做宣传，而是心照不宣的树典型。在对这次悲惨的地震灾害的报道大战里里，不愿屈就虚伪的人肯定会发现这一点。

这种身不由己的宣传的危害是显而易见的，它造就了全社会的虚假气氛，让人们沉溺于虚假的情绪而难以自拔，真实和真相变成奢侈品，不再成为人们视为珍贵价值的东西，最终，我们发现，我们对任何东西都不能相信——就像沉浸再琼瑶剧中的男女们不再相信真实的爱情一样。

当然，真实会被人们完全抛弃。可以相信，虚假、典型、肤浅、娱乐等等固然有市场，但是真实、深刻同样有市场。只是由于各种原因（我们的政府肯定难逃其咎），这个市场还没能成长起来——消费者和生产者都在各自为战。

从现有的报道情况来看，公民记者在这次大灾难的表现比我预想的要差。在四川本地的几个著名的公民记者的文字让我失望。他们的表现比专业记者差得远。

公民记者需要激励。

职业记者（proffesional reporters）的激励是职业上的成就感，职业声誉和工作带来的直接物质奖励。而公民记者同样也有前面两种激励——不过比较隐晦一点——需要长期的投入才能在有限的圈子里获得声誉。

当在体制内的职业记者受限制的领域，公民记者可以充分的展现他们的激情。但当职业记者和公民记者在同一个报道领域、主题竞争的时候，公民记者做的不够好。这种不足也许是专业素养上的缺陷，也许是自信心的缺乏造成的。我想更可能的是，公民记者“意识形态的偏见”（只对异议特别感兴趣）限制了他们自己的发挥。

令人遗憾。

1.定位

行业定位：作为媒体（公民新闻）

读者定位：知识阶层，学生、中产阶层

内容取向：时政，社会新闻，文艺

2.技术实现技术应用基础

地区分类（地图链接）

rss聚合

图片与视频的聚合

3.改进

1）.增强互动

2）.版面改进增加亲和力

3）

昨晚（2008.5.7）8点多（2008.5.7），下班回来，路过前两个天吃夜宵的烧烤摊位（北京昌平回龙观龙跃四区），两辆城管车停在那，十来位城管正在拆摊主的摊位，还有一位高瘦城管拿着个DV对着摊位拍摄。开始他们工作的还算顺利，收缴了摊主一些椅子，放到他们的货车上，两位女摊主慌忙的急急收拾家施。两位疑似城管领导站在一旁冷眼观看（监督）。一位年轻城管表现积极，训斥女摊主，一边用汤浇灭烤羊肉串的长条铁盒里的红烧木炭。两个城管过来把铁盒里面的木炭倒掉，把铁盒丢到车上。另一位积极平头胖城管要女摊主倒掉一锅麻辣烫，要带铁锅（做成果展示用？），女摊主一边赔笑一边用方言（河南或山西话？）哀求，：算了吧，算了吧。胖城管不让，严厉的吼道：你自己倒掉，还是要我亲自动手，另外两个城管也过叱喝，女摊主继续赔笑，犹豫还要不要护着这锅麻辣烫...... 我就在为这锅麻辣烫争执（其实算不上争执，只是女摊主对貌似天兵天将的城管们的哀求）的边上，掏出手机拍下两张照片，故意让城管们知道我拍下照片了。城管们马上围上来，一个小个城管说他们正在执法，要我把照片删了。我说，你们正义的执法怕什么，我不删。城管们似乎大感意外，有点局促，貌似的领导们没有过来，但是显然没有准备。那个高瘦城管过来指着我大声训斥，拿着dv近距离对着我拍，恶狠狠说:“我拍下你了。”（我当时感觉很奇怪，后来明白了，可能平时小商贩们特别害怕他们拍摄，在他们看来，被拍下了就可能被记录入“黑名单”了）。我说，你拍吧，我不怕，你们干嘛怕。高瘦城管说，说没经过他们（城管）允许，不许拍摄，侵犯了他们的肖像权。我说，你拍他们（我指着摊主）经过他们的允许了吗，你拍我经过我允许了吗？高瘦城管收起DV就要打我，被另外一个城管拉住。我后退了几步，周围已经围了一圈人。我大声对围在我边上的几个城管说，来打我啊，一起来打啊。两个城管要冲上来，被他们拉住。可能那两位旁观的领导有令，他们很快收兵。我骂道，你们这帮暴徒（本来想骂狗腿子，忍住了），仗势欺人。城管们边骂我是疯子，边急急上车，走了。

    这是我第一次和城管正面交锋。我不喜欢城管，但是我更恨主管城市市容市政的哪些愚蠢的决策者们——是他们让身处底层的城管与身处底层的商贩们对抗，是他们激发了城管身上人性上的丑陋（在每个人身上潜伏着的权力欲望、虐待他人的快感）——他们不但伤害了商贩也伤害了城管们本身。

   怎么办呢？

  携起手来吧，废除这个丑陋的制度。

（ 第二张图片的最右边就是那个平头胖城管）

想象一种情形：每当我在日志里写上一个关键词（标签）的同时，我能通过关键词（标签）链接到另一个网友的日志中相同的关键词的文章。如果我们为关键词（标签tag），建立一套比较方便、完整的标签规则，哪么博客之间就共享了一种经历和情感。在当下“陌生社会”（相对于前现代的“熟人社会”）里，我们就能够对同一个场景，同一件事件做各自的描述和记录。

维基百科在某种程度上已经实现了这个目标。在以后的百度搜藏中，在日志写作中，我们尝试这样做做，就有可能聚合成当下的历史。

从历史写作、历史记录的要求，我们可以对每篇文章的标签设定以下规则做属性分类：

*.事件发生的物理信息

a。 时间空间信息（时间、地点）；b。行动者（机构、团体、人物）；c。行动对象（猪，狗）......

*.科学学科（社会科学，自然科学）

a。社会科学；b。自然科学；c。人文（音乐，美术，文学）......

*.职业

a作家；b。网络工程师......

*.主题

a。行动目标(抗议，自治...)；b。行动结果

*.感情色彩

a。情绪（同情，愤怒，喜爱......）,b。否定，肯定；c。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