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改革推动政治变革，推动思想变革。三十年，对个人是脱胎换骨，对整个国人也是脱胎换骨。脱胎换骨最重要的动力源泉是：市场——缺少理想色彩的市场，世俗的市场。市场或者“钱”让很多人认识到幸福的最重要的指标是：亲人、爱人、朋友的世俗需求（吃喝玩乐）的满足程度。任何其他宏大理想必须建立在此之上才具有“合法性”。
邓小平为首的高尚全们足够智慧的认识到了这一点。
看看两种左派：
如果他穷困潦倒，赚钱能力不够，他有理由批评市场，前提条件是：至少相当一大批人如他一样缺少赚钱的机会，或者说赚钱的机会越来越少；
如果他因为勤奋而富有，他没有理由批评市场，因为正是市场给了他机会，给了大部分如他一样的人们以幸福的机会。
而且，大致来说，一个市场越自由，给每个人的机会越平等。相反，政府干涉市场越多，每个人幸福的机会越不平等。

可以预料，农村经济在全国经济的比重还将逐年下降，农民人口还将继续以较快速度的转移到城市。在这个大背景下，“国家的金融业不断地从农村抽走资金”（茅于轼语）的趋势难以得到根本的扭转。要注意到一个重要的差别，在改革开放前，从农村抽走资金是政府行为，而现在资金从农村流入城市是市场行为。因为根据自由市场理论，哪里的投资回报率大，资金就流向哪里。如果不存在“利率扭曲”，那么这种流动会为整个经济带来好处。人为的反市场配置资金不仅不会带来好处，还会带来坏处。当然，要判断是否因为“利率扭曲”造成农村资金流入城市并不容易。如果自发的农民人口流动是一个很好的判断指标，那么我们上述判断基本能够成立。

即使是这样，农村金融体制改革也大有可为。最重要的理由是，现在“真正的农村”（不包括已经初步工业化的城郊农村）常住人口保守估计还有5-6亿，成功的金融体制改革能够增大这些人口的致富机会。不过要清醒的了解到，农村的“小额金融”制度只能扮演“慈善扶贫”角色，从尤纳斯到茅于轼的经历已经证实了这一点。

素质教育已经喊了许多年了。教师家长学校都被应试教育弄得苦不堪言，都认为不改不行了。然而从全国范围内来看，以素质教育为方向的中小学教育体制改革一直收效甚微。当然，我们也可以看到，相对而言，有些地区比其他地区的素质教育搞得好。具体点说，北京、上海、天津、广东地区的素质教育搞得好。为什么呢？答案很简单，这些地区的高考压力小。高考压力小的原因一是这些地方的招生当局“不公平竞争”措施使得高考录取分数些低，另一个方面是这些发达地区（尤其像广东）的孩子有更多的机会不去挤高考独木桥。

已经普遍认识到，高考制度是素质教育的最大敌人。让人感觉有些讽刺的是，在恢复高考三十周年之际，很多人在庆幸恢复高考的同时批判现有的高考制度——甚至有人主张废除高考。废除高考的主张看来近期难以实现。相对而言，凭分数入学而不是凭其他的指标入学对穷人而言具有公平优势。我们可以想象，如果不是主要以分数来作为入学的指标而是依其他的如“个性”、“特长”之类的指标，那么穷人更加处于劣势。

仅以上面的理由，我们暂且原谅高考制度吧。

即使在非常“中央集权”的改革开放以前，中央和地方的关系也经常让中央领导人感觉头痛——那时的领导人在各种场合探讨过如何解决“条条块块”的问题。为什么会这样？答案很简单，中央和地方的利益经常并不是一致的，虽然我们极力强调小利益服从大利益，地方服从中央，但是如果人的自私心不能完全消除，中央和地方的某总程度的对立就不可避免。那时有个说法叫：一管就死，一放就乱。

总的来看，可以从两个大的方面来探讨中央和地方的关系。第一个方面是财政上的，也就是怎样分配财政收入的问题。第二个方面就是行政（政治上的），也就是中央怎样保障政令畅通（例如建立全国统一市场），地方官员清廉勤政的问题。至今这两个问题都没找到好的解决方案。

有些人更加相信“条条”比“块块”会更加高效廉洁一些，然而郑筱萸案给这些人当头一棒。

从20世纪50年代后期开始，户籍制度成了剥夺农民的最好的工具。难以相信，以打倒剥削阶级，建设平等社会为宗旨的社会主义中国公然制造了世界上绝无仅有的不平等制度。

户籍制度的根本目的是维护计划经济，迫使劳动力不能自由流动（流动了就不好计划生产了）——虽然共产主义开创者马克思强烈反对把农民固死在土地上的制度，然而在中国这个制度却坚持了几十年，而且现在仍在继续。

现在计划经济的声音已经衰弱了，户籍制度改革却步履艰难。原因何在？或者要问。谁在阻碍改革？答案其实很清楚，既得利益者阻碍户籍改革。

谁是既得利益者？答案是：城里人。

为什么农民难以冲破这个当代中国最大的不平等制度？因为他们没有组织起来。

当下国企改革最大的争议与国有资产流失有关。可以大致把争议的各方分为三派：以张维迎，吴敬琏为首的所谓自由主义“继续改革派”认为，国企改革要成功的必要条件就是私有化，没有其他路可走；而以左大培、郎咸平为首的所谓“新左派”严厉谴责“继续改革派”，认为国企改革使国有资产严重流失，应该对国企改革叫停；以林毅夫为首的“温和改革派”认为，改革应该继续进行，但是大规模的私有化——把国企变成私企以后不一定能够让企业走出困境。

总的来说，新左派指出了问题，但并没有给出问题的答案，他们给出了一个大多数人都不认同的方案——政府不仅不应该退出市场经营，而且还应该加强公有制经济，退回到毛泽东时代。他们给人一种印象，似乎他们认为，即使让国烂了也不应该被官商勾结的权贵们掠夺。他们这一派意识形态色彩最浓，常常以最“马克思”的话语，阶级斗争的话语从道德上、学理上批判张维迎等所谓新自由主义者。同样，以张维迎为代表的中国新自由主义经济学的代表人物们也针锋相对的批判新左派，认为他们是改革的绊脚石。自由主义学者承认改革出现了问题，承认存在国有资产流失的问题，但是他们开出的药方是：政府更多的退出市场，国有资产流失的关键是政府的权力太多而不是太少，是政府（官员）的权力太大造成了大量寻租现象，所以，只有通过进一步的宪政（限政）才能解决问题。他们普遍认为，最优的结果是国有资产能卖个好价钱（在法制完善的宪政情况下）；次优的情况是国有资产卖的便宜点；最坏的情况是国有资产依然让政府的代理人掌控，国有资产流失的更加严重。林毅夫主要从企业的自生能力出发论述国企改革，他认为现在国有企业效率低下的最大的原因是承受了政策性负担，在有政策性负担存在的情况下，大规模私有化后，企业更有激励像政府寻求保护——苏联解体后的历史证实了这一点，因此解决国企的问题应该先解决政策性负担的问题。林毅夫并不激烈反对私有化的改革，但是认为唯一的私有化方向并不能解决问题。

哪一派对呢？从现在的趋势看来，温和派和继续改革派的主张占了上风，新左派的主张没得到高层的认可。应该说，邓小平的“放右，但主要放左”经济改革大思路仍在继续。

每个人都不希望自己的东西被别人掠夺。每个人都更加珍视自己的利益胜过珍视别人的利益。这是任何制度设置必须首先考虑的人类智力上的约束条件——人类的进化还不足以让个体去掉自私心。前苏联及世界各地的“原教旨乌托邦”运动失败的根本原因也许就在于忽略了这个基本的人性约束。

当然，人类社会的历史和现状都表明，没有绝对的私有产权——既不存在完全没有公产的社会。那么，公产和私产的界限如何划分是一个很微妙的问题。从纯粹的智识角度考虑私产和公产的界限会发现，私产的范围大些往往会对社会总财富的创造产生正向的激励。

然而阻碍人们理性划分私产和公产界限的最重要的原因不是智识上的缺陷，而是现实的政治权力，财富掌控权力的博弈。在中国古代专制社会，天下财富被认为合法的属于君主，君主以及既得利益者们不愿放弃掌控财产的权力。当代中国的情况当然和古代君主制下的情况大不一样，但有一点似乎是相似的，那就是掌控界定公产私产界限权力的人或阶层不愿意放弃这种权力。造成这种状况的根本原因是一样的，那就是人性本质的贪婪——虽然很多人为他们不放弃这种权力找出种种理由。

现在的情况是：智识上的问题（公产和私产的界限划定问题）已经基本解决，剩下的问题是怎样剥夺那些不怀好意的人（或阶层）的权力。

什么人希望稳定，什么人害怕稳定，他们各自的理由是什么？

我们应该承认，在社会阶层流动对每个人的机会都大致均等的社会里，希望稳定的人也会占社会人口的大多数。否则，人们就会希望激烈的变革或者革命。在前些年，执政党喊出“稳定压倒一切”的口号，表明执政党深刻的感受到了“社会不稳定”这个危险趋势的存在。无疑，这表明执政党的成熟——更加在乎民意。而且因为执政党意识到了危机感也就能够更加会关注社会大众的利益，而不仅是与公权力勾结的权贵的利益。

然而，有些人片面的理解了“稳定压倒一切”的含义，他们认为防止负面的民意情绪的表达，加强权力垄断（截断不同意见者参与政治的途径），防止民众听到不同的声音等等就能带来稳定。这种片面理解显示出了他们执政的不成熟。事实上，研究表明，近些年我们的地方政府越宽容不同声音、公民参与政治活动越深入、村民自治做越得到位，人们与政府的矛盾越少，地方也越稳定。

世界各国历史显示出的公理是：民意表达的渠道越畅通，社会越稳定。当然，从领导人民转型为信任人民能够自治（民主参政，自由表达）需要一个过程，如果这个过程太快可能会欲速而不达。但是如果太慢就会延误时机。当今中国的现实显示我们的转型可能有些慢。这慢的原因可能是：一些官员的施政并不以人民利益为根本，他们以稳定为名而极力垄断自己的权力——这样的表面稳定只能是带来深层的不稳定。

设想一个极端自由竞争的的市场经济社会，政府完全不提供任何福利保障，也不约束任何人员的自由流动，不干涉就业，不干涉生产，不干涉资源，不干涉交易。这样一个社会的贫富差距会更大还是更小？粗一看，很多人相信，其贫富差距肯定会变大。其理由和一百多年前马克思分析的差不多，市场经济会造成“老板”与工人不同的工资谈判地位，因为剥削的存在，富者更富，穷者更穷——如果没有政府来搞二次分配的话。

然而，仔细的经济分析并不认同上述理由。而且历史也证明，由政府过多来分配社会财富不一定能保证比市场做的好。两个很好的例子是：前苏联和改革开放前的中国，两者都是赤裸裸的剥夺农民，劫穷济富。剥夺农民的后遗症依然在当代的中国仍在发生：户籍制度正在剥夺农民分享社会保障、高质量教育等的好处，土地公有制度正在剥夺农民的土地等等。

自由市场制度分配社会财富的好处是：人们自由的迁徙自然而然的降低了地区与地区之间的差异，发展机会多的地方会吸引更多的人去，而发展落后的地方则去居住的人少，这样无须政府的操心，地区之间的发展差异就自然拉近了。在没有政府的情况下，老板与工人的谈判地位决定于是资本与劳动力的供求状况。劳动力供应充足，工资谈判能力就低，相反就高。这并不是什么坏事，而且在自由竞争的情况下，每人做老板的机会也是比有政府干涉的情况下高——富者往往勾结公权力实施各种行业竞争限制，于是穷人做老板的机会也就降低了。

从以上的讨论可以得知，统筹城乡发展的关键不在于政府要“帮农民”办多少事，而只是需要它能够公平对待农民就行了——不需要劫富济贫，只要不劫贫济富就够了。

陈志武（经济观察报 2007年11月19日）

泡沫、过剩、失控、失衡，这些词在媒体上出现的频率近几年一直在暴涨。在转型并快速增长时期的中国，出现这些现象实属正常。不过，如果各类经济失衡日益升级，那就是另一回事了。股市泡沫、房价失控、外汇储备膨胀、出口顺差飞涨，还有就是银行存款真实利率为-3%，因此以利率调整为宏观调控手段难以奏效，这些失衡现象从表面看好像彼此孤立，但实际上都是由人民币升值太慢所致，或至少是众多问题的主要根源之一。很多人说正是为了避免重蹈日本在1990年代衰退的覆辙，而让人民币缓慢升值；可是，这样做的真实结果恰恰会导致中国经济重蹈当年日本的覆辙。

人民币升值太慢已带来方方面面的失衡

“渐进”一直是中国经济改革的基本策略，事实证明是成功的。但如果将其应用到金融价格政策上，效果可能完全不同，关键差别在于，跟商品市场或其他要素市场相比，金融证券市场上的买卖运作以及金融资产的价值完全由对未来的预期而定，实际金融价格跟价值的偏离度能立竿见影地决定金融市场参与者的行为。比如，猪肉价格基本由今天的供求关系决定，即使人们预计很多农民会因为今天肉价很高而更多投入养猪，未来的猪肉供应肯定大增，从而使未来肉价下降，但这不能改变今天的供应，也就无法使今天的肉价降下去；相反地，如果今天的肉价太低，即使知道未来的肉价会涨，人们也很难将猪肉囤积起来从事套利交易，因为囤积猪肉的成本太高，还要先修建大量冷冻柜等等。因此，扩大商品生产所需要的时间延迟和成本、囤积商品的成本代价，使针对商品市场或一般经济政策的调整举措有足够的“渐进”空间，也使商品价格更以当前的供求关系决定，受未来价格预期的影响较小。所以，商品市场改革、社会改革可以“渐进”，也往往应该“渐进”。

但是，在相对开放的经济里，金融价格的调整不能用“渐进”，至少不能太慢地“渐进”。就以人民币汇率为例，人民币是一种金融资产，它跟美元的汇率是其相对美元的价格。如果汇率完全由市场决定并能自由浮动，任何未来升值预期都能立刻在市场价格中反映出来，换言之，由于人民币作为金融资产的高流动性，对它的需求和供给都能即刻产生，所以，只要有人民币升值预期，这种预期就不需等到未来才实现，升值在今天就会发生。在这种情况下，汇率受当天货币供求关系的影响，但更受未来升值、贬值预期的影响。

那么，如果像现在这样，大家都知道人民币应该再升值15%，只不过政府只允许它每年升值5%，“渐进”时间还有三年，其后果会怎样呢？这必然带来各种我们已经很熟悉的失衡和高度经济风险。首先，这意味着人民币作为金融投资资产的价值远高于其价格，而且它必然按每年5%的速度升值，下跌风险甚小。对于任何投资者来说，这种几乎肯定的年回报至少5%的投资品种吸引力如此之大，都想往中国人民币计价的资产上冲。为应对这些，中国要想尽一切办法堵，让热钱进不来。可是，在美国和其他国家的利率均在3%-4%的情况下，稳定的人民币升值预期所带来的吸引力实在太大，人民币价格偏离价值实在太多，所以，这几年的博弈不断升级，让境外投资者的热钱哪怕是要通过虚假出口贸易的形式进入中国，他们也愿意。

其次，是国内人民币储蓄不愿意出去。虽然去年开始推出QDII制度，也允许个人投资QDII基金或金融品种，但没有太多人有兴趣，因为把钱投到境外后，所赚外币回报的第一个5%换成人民币后，等于没赚，这5%只是对消了人民币5%的升值预期。而在没有承担风险的情况下，美元、港币、欧元、日元资产的回报不可能有5%。所以，在人民币每年“渐进”升值5%的预期下，没有几个人有兴趣利用QDII从国家手里买外汇到境外投资，帮助分摊国家承担的外汇风险。

这就有了第三种失衡，外资热钱往中国冲的同时，国内人民币资金又不愿意出去，再加上人民币汇率被人为压低使中国出口顺差进一步膨胀，结果是，国家外汇储备直线上升，已经到了1.4万亿美元，并且还在快速上升。有了这么多外汇怎么办？到哪里投资？由谁来投资？本来，国有企业和政府机构在投资决策上效率低是出了名的，否则，就不会进行民营化了。但是外汇储备膨胀的后果是让中国政府承担太多的外汇风险，美元贬值、美国降息随时都会使中国承受直接损失。这就有了由各大国有银行、国有企业到境外买项目和企业的必要，也有了成立中国投资公司的必要，让中国政府在全球范围内成了大的投资商，由此带来的问题、挑战和浪费，这里就不多说。

第四种后果是贸易顺差的暴升。我们可以把人民币的汇率看作中国劳动力的价格、环境价格、资源价格，那么，让人民币尽快升值等于是让中国劳动力在国际市场上的价格更高，让污染中国环境的代价提高，也让消耗中国资源的成本更高；相反地，把人民币汇率人为压低，等于让中国劳动力、环境和资源能继续很便宜地被消耗，也当然使中国的贸易顺差继续猛增。

贸易顺差产生等量的国内流动性，热钱要跑进来，人民币内资又不肯出去，挤在国内的这么多钱就都要找投资出路，其结果当然挤到哪个资产市场，这个市场的资产价格就要离谱，紧接着，政府就被迫要去救火，而政府越救火，火便越多、越大。

中国人的投资首选当然是银行储蓄。可是，为了缓解热钱进入中国的压力，人民银行虽然多次提高存贷款利率，但到目前一年期存款利率还是3.5%左右，比6.5%的通货膨胀率低3%，也就是说，真实利率为-3%，把钱存银行是亏本生意。所以，这条路不太有吸引力。这也是为什么到目前为止通过调高利率来宏观调控，效果微乎其微。只要真实利率为负，利率上调对个人和企业的投资去向就没有影响。从另一方面看，不让利率上调太多是为了削弱人民币升值压力，但却鼓励了过度投资，因为这使企业的资金成本过低，也使地方政府的项目资金成本过低，过度投资导致经济过热，通货膨胀压力因此上升。实体经济的各种失衡也由此而恶化。

其次最受欢迎、相对最可靠的投资品种是房地产，因为不管怎样，房地产总是看得见、摸得着的投资，也可通过出租得到租金，所以，中国人历来喜欢房地产投资。当上面讲到的内资和外资都过剩、都在找投资去向，而钱存银行又不可取的时候，涌入房地产的钱自然多，房价必然猛涨。这样就有了过去几年，年年要调控、管制房价的经历。可是，虽然各种合理、不合理甚至缺乏法律基础的调控手段都已用完，虽然这些手段已把房地产的投资性压得所剩无几，房地产价格照样在涨，因为人民币升值太慢所带来的扭曲实在太多,所产生的流动性实在过剩。

股市泡沫是未来几年最大的经济和社会风险

于是就有了股市泡沫，股市成了过剩资金可以走的独木桥。本来，前些年有关证券部门一直在直接或间接地鼓励老百姓买股票，在银行利率越来越负、房地产投资性越来越低、境外投资吸引力不大的情况下，社会和企业大多数剩余资金自然要往股市冲。股市市盈率平均在60倍左右，而如果剔除非经常性、非主营的证券投资收入(占上市公司盈利约25%)，按照主营利润计算，市盈率为80倍，接近日本股市在1990年100倍左右的市盈率。中国股市泡沫已经越来越明显。到今天，股票开户数、基金开户数均超过1.2亿，从普通百姓到退休年长者，能进入股市的差不多都进了，使中国股市的社会渗透面前所未有，炒股成了全民运动。

为什么股市泡沫是中国未来几年最大的经济和社会风险呢？前些年一些学者唱衰中国经济，说银行呆坏账最终要使中国进入金融危机、终止持续多年的高速增长，可现在中国银行(7.03,-0.05,-0.71%)体系不是很好、中国经济不是继续快速增长吗？难道股市泡沫问题会跟当年的银行呆坏账问题不同？别的不说，我们可以从三个大的方面来看。

首先，我历来就认为，不能用私有市场经济一般的标准来看待中国的银行呆坏账问题，由于中国的银行基本都是国有，银行呆坏账比率再高，只要国家财政还没问题，就不会有银行破产给社会带来恐慌，就没有金融危机。也就是说，在国有体系下，不存在真正市场经济意义上的银行呆坏账问题，只会有国家财政危机问题。事实上，在2002年时，按官方数字计算，中国银行呆坏账比率为25%，按标准普尔的估算为50%；但通过几次财政拨款和外汇注资，到2007年3月底，呆坏账比率下降到6.6%。所以，只要国家财政没问题，中国的银行就没有危机。这听起来似乎太好了，那为什么还要将银行进行市场商业化改革，让它们继续国有不是很好吗？问题是，这些财政补贴、外汇注资牺牲的是中国社会安全保障基金、养老基金、教育和医疗、“三农”的钱，羊毛出在羊身上。

第二，中国今天的社会处境非常类似美国社会1929年左右的情形。在1929年美国股市泡沫破裂、1930年代经济大萧条之前，一方面，美国各级政府都没有任何社会保障、公共保险、公共退休养老或医疗保障体系，养老需要、医疗需要、意外事件保险等全由民间自己负责；另一方面，从19世纪初到20世纪初，美国的社会结构已发生本质性变化，工业革命和城市化使多数美国人迁离乡村，离开他们的家族、宗族血缘关系网，让他们无法再依赖传统的基于家族亲戚的经济互助、互保体系。所以，当1929年股灾引发经济大萧条时，美国社会的底层既没有原来亲戚朋友网络所提供的安全网，又没有政府提供的最后防线——社会经济安全网，使那次股灾对美国社会产生了前所未有的冲击。实际上，由于1930年代经济大萧条期间建立了社会保障体系，自那以后，美国虽然经历多次股市危机，但没有一次对美国社会产生过那种程度的冲击。今天中国的情况跟1929年的美国类似，不仅有泡沫，而且社会保障体系、医疗保障体系和退休养老体系都在建立之中，中国社会的人口流动也因过去30年的工业化和快速城市化而大大增加，传统的血缘家族已不再是可靠的经济互助、互保安全网。在这种背景下，一旦中国股市泡沫破裂，个人和家庭承受股市打击的能力并不比当年的美国人高多少。

相比之下，在1990年日本股市泡沫破裂后，虽然其经济和股市至今还没完全恢复，但由于之前日本的社会保障体系和民间保险与金融产品已很丰富，股市泡沫破裂并没给日本带来社会动乱。这是日本跟1930年代后的美国的共同点，也是跟今天中国的不同点。

最后要强调的是，股市是目前惟一已渗透全国、三十一个省市老百姓都能同时参与的市场，是惟一的真正在各地能同时看到的全国市场。许多商品，如服装、电器、汽车以及食品，都遍及全国销售，但这些商品没有在同一个时间、同一个平台上上下波动，价格暴跌时不会同时、因同一原因遭受损失。股市则不同，上海、深圳的股价暴跌，全国的股民、基民都会同时看到，也能同时计算出自己的损失。特别是在只能做多、不能做空的制度下，没有人能从股市泡沫破裂中赚钱，只有大家同时赔钱。投资股市的损失既同步，又具体而不抽象，具有最强的大范围煽动力。一旦股市泡沫扩大并破裂，那么，它比任何其他市场的崩溃都更能引发社会动荡，中断近30年改革开放所带来的经济增长进程。

是调整金融政策的时候了

当然，没有人希望看到这种结果。那么，如何避免这种坏的结果呢？从全面的讨论中我们看到，首先要做的是从源头开始，让人民币尽快升值，以此消除未来升值的可预期性，让人们不再自然认定每年还会升值5%，从而，热钱就没有推动力了，贸易顺差也会缓和，外汇储备压力会减退，流动性过剩程度会减轻。这样一来，境外投资的吸引力会增加，这自然有利于优化家庭投资组合，改善老百姓的经济福利。同时，利率应该更快上调，结束负利率的时代，使钱存银行多少有点吸引力，减轻房地产价格上涨的压力，也减少给股市泡沫的供气。另外，利用现在股市的疯狂，推出做空机制，这必将让股价变得更理性，从根本上改善股市质量，让其代表的“优胜劣汰”机制，使价格回归价值；将股市的上市机会完全对民营企业放开，这不仅能增加股票的供给量，缓和股市泡沫压力，而且也能让中国股市真正起到激发社会创业、创新的催化剂，为创新提供最有效的激励动能。

(作者为耶鲁大学管理学院金融经济学教授，长江商学院访问教授）

社会保障这个主题有两处涉及“公平”这个概念。第一个“公平”是前几年提出来的口号“效率优先，兼顾公平”那个公平。第二个“公平”涉及到近来提出来的“怎样在社会保障制度内部的具体构架中实现公平”。有些学者已经认识到，“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说法并不合理——因为这个说法把公平与效率对立起来，似乎认为要实现公平就必须放弃一些效率。详尽的分析得到的结论是在很大程度上，公平不仅不会影响效率还能增进效率。一个简单的例子是：好的医疗保障体系带来两个大效率的增进：一是由于小病及时得到治疗（或者预防了疾病的发生）大病的发生的可能性大大减小，因此总体上不仅没增大医疗费用还减少了社会的总体医疗费用；而是疾病得到及时的治疗增加了“效率劳动力”，从而增加了社会财富的创造。以上的这些认识促使中央加大了对社会保障的的投入——严格来说，理由并不一定是像某些人说的必须要等到人均生产总值达到一个底线之后才能搞“兼顾公平”社会保障。

第二个公平涉及到更加专业的研究调查工作，其是实质是在社会保障的开支一定的情况下怎样更好的实现“公平”。虽然有些不同意见，但是共识也是显然的，由于农民长期被排出在社会保障之外（理由之一是他们创造的财富也少），健全社会保障制度的一个大的内容就是要把制度的覆盖面扩大到占中国人口大多数的农民身上。但是，由于“缴费多的人国家财政和企业单位给予的补贴也多，而少缴费则少补贴，不缴费则无补贴。这样一来，在个人收入差距本来就在迅速拉大的背景下，社会保障制度不但没有起它应该起的缩小贫富差距的作用，反而在不经意间助长了差距拉大的趋势”（社科院景天魁语），社会保障制度在保障公平方面要特别小心陷阱。

据台湾中立的近些年的民意机构调查，大部分的台湾民众希望两岸的状态是“不统不独”。把这个基本事实当作解决两岸问题出发点，中央近些年提出来以争取台湾民众民心的对台路线。无疑这是非常正确的。现在世界上的大部分政治家已经接受一个基本的逻辑：任何统治的合法性最终来自于所统治民众的支持。

从台湾人民两次选举把主张台独的阿扁送上“总统”位置，也可知道，台湾民众“思统”的愿望并不十分强烈。我们无需掩饰，台湾民众不“思统”的一个重要原因是政治制度的不同。另外，虽然我们并不太愿意但实际上不得不承认的一点是：在全球化的过程中，国内事务往往会变成国际事物，由于两岸关系的特殊性，台湾问题更加变成了一个国际事物（从中国领导人与外国的会晤中多次提到台湾问题这一点也可以证实这点）。所以，对台政策不得不考虑其他国家尤其是大国的影响。显然，当下的大国们并不太赞同一个“非民主”国家统一一个“民主”地区（他们定义的“非民主”、“民主”）。

上述两个事实促使大陆的领导人认识到，大陆自身的经济政治改革取得成就，两岸民众经济政治互动加强，贸易相互依存度加强是未来和平统一的最好保障。这个思路已经越来越明显（也逐渐认识到了“军事威胁”的副作用——引起台湾民众离心），例如，当下大陆最重要的会议报告——十七大报告中没有出现“不承诺放弃武力”的字眼。

从字面上看，“公共财政”的对立词是“私人财政”或“私家财政”。例如13世纪英国的《自由宪章》出现之前的财政是私家财政，《自由宪章》出现之后，世界上逐渐了出现了公共财政。

       政府的钱来自人民，这个常识直到近些年才被国人重新注意。为什么会重新提起这个常识呢？答案是，国有企业、集体企业改革的过程让

政府和人们都认识到，区分公产和私产是必要的。改革以前，既然几乎所有的财产都属于公产，人们没有纳税的概念，那么“政府的钱”来自人们这个观念也就不值得重视。产权的明晰带来了经济效率的提高，同时也造成私有产权在国人心中逐渐生根。当下的国人比以前更加珍视自己的钱不被别人拿走乱花。这是为什么大家现在关注公共财政制度的背景。

      当前公众的不满情绪中，腐败问题、政绩工程问题、不作为乱作为问题，都直接或间接的与钱袋子管理不善有关。例如，政府的不作为常常被公众指责，然而，有时候，政府相关部门确实有苦难言——做事总要钱的，没有钱或钱不够想作为也作为不起来。

    怎样建设公共财政制度呢？一般认为，第一步肯定是要财务公开，第二步是预算监督，第三步是绩效监督。谁来做呢？相当于西方议会的中国各级人大——在西方议会那里，关于钱的争论占了他们争论的一大比例，有时候甚至让政府部门瘫痪。

     (华闻点评)有很多人认为中国已经“崛起”了，或者说即将崛起，我们可以把这些人大致分成两类。第一类是怀有自大民族心理的中国人，另一类是对中国强大心存恐惧的外国人。这两类人是“威胁”“崛起”口水战的冤家对头。这两类人中既有政府领导，也有学者平民。“崛起”这个词可能满足一大批中国人的民族虚荣心理，第一类人口中的“和平崛起”其重点是“崛起”，和平是个工具性的修饰词。“崛起”似乎让这些人在面对强国更加不那么自卑，面对弱小国家时更加趾高气昂。

       某些对意识形态暴力敏感、对前苏联暴力社会主义的历史记忆犹新的外国人，害怕中国成为另外一个强大、令人恐怖的“苏联”。这是“中国威胁论”的真正心理来源。在当代中国，上述的第一类人在反驳“中国威胁论”的同时，恐怕也还带着深刻而复杂的民族自傲情绪吧（“终于你们知道害怕了”）。因为这种民族心理的存在，不能说第二类人的“中国威胁”的推测毫无根据。

       生产总值超过英国，很快超过德国，即将超过日本，这些事实是第一类人的自豪感的依据。这些人不太了解的是：大清帝国被羞辱的时候，国民生产总值世界第一。

      人均收入是衡量国民是否幸福的一个重要标准。以人民的幸福来看，人均收入排在100位之后的国家谈崛起有点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