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问题牛奶曝光至今三月有余，期间一些法学专家和律师组成的法律援助团队对如何更好地保护受害儿童及家属的合法权益，如何向相关单位和责任者索赔进行了多次的研讨和充分地交换过看法。2008年12月8日，在前期工作的基础上，经反复研究和论证，并经当事人的同意和授权，我们决定代理三鹿"三聚氰胺"奶粉受害者向“三鹿”集团公司首次提起集体索赔共同诉讼，同时，有鉴于河北省石家庄市相关司法机关已经对该公司及原公司法定代表人田文华等因涉嫌生产有毒食品罪而采取的司法措施，故我们亦同时对上述当事者提出刑事附带民事诉讼请求，以充分保障受害者的各项权益的现实及法律的威严和公正实施。上述两项工作内容及相关请求和事实理由详见起诉书和刑事附带民事起诉书。作为代理人，我们深知在处理这个案件中所要把握的原则和立场，我们将本着“合情、合理、合法”的精神，本着善意、诚意、负责任和建设性的心态，特别向政府有关部门、涉案有关企业、和社会公众对我们代理的法律行为做以下说明：

　　第一，"三聚氰胺"毒奶粉受害者应当获得公正赔偿，这是我们的基本立场。

　　受害者是在不明真相的情况下无辜受害，受到侵权理应依法获得赔偿。有侵权的事实，有侵权的后果，有明确的被告，有具体的诉讼请求，故理应依法通过诉讼途径解决问题，受害当事者有权获得法律救济权。如此大规模侵害婴儿的生命健康，如果相关企业不承担责任，不仅社会失去公正，整个食品行业也都会长期缺少信誉。因此，推动结石患儿获得公正赔偿，不仅是给受害者以公正，同时也是给有关奶制品企业社会形象自我救赎的机会。

　　第二，我们希望由法院或者政府来主导一揽子赔偿。这种赔偿不仅要照顾到已经受到的现实伤害，还要关注到受害孩子未来的健康问题。为了这个目标，我们能做的工作主要包括三部分：一，和政府有关部门沟通；二，提出建设性赔偿建议；三，帮助受害者发出声音，即帮助他们提起诉讼。其实，提起诉讼不过是发出声音的一种方式。

　　我们从来都不认为对“三鹿”提起诉讼是从根本上解决问题的唯一手段和途径。如果有一天，政府实施了让大部分受害者感到满意的方案，那么司法的介入也就会失去源动力，我们的法律行动也就可以随之结束。但是，我们现在非常担心这次对“三聚氰胺”问题奶粉事件会像2004年“阜阳毒奶粉事件”一样不了了之，从而给社会留下长期和深远的伤害，进而造成未来社会的不和谐的隐患。因此，即使政府已经作出了卓有成效的努力，受害者发出自己合理的声音和正当的诉求也是必要的，相关政府和司法部门也应该尊重和认真倾听受害者的意见。作为法律人，我们能够代表受害者发出理性声音的最恰当的方式就是提起诉讼。到目前为止，虽然三鹿责任人正在接受司法审判，但是受害者没有获得公正合理的赔偿，很多因生产问题奶粉而应负责任的企业同样也没有承担起应负的赔偿责任。我们不是在制造麻烦，而是为了帮助那些无助的弱者，帮助社会和政府化解矛盾，起到一个缓冲和弱化社会矛盾的作用。我们深信，没有正义，违法者不能绳之以法，受侵害者得不到合理的赔偿，社会就不可能有真正的稳定和和谐。

　　第三，考虑到本案至少在河北省范围内的巨大影响，我们第一次共同诉讼向河北省高级人民法院提起。我们的诉讼文书主要包括三部分内容：一，诉讼主体，徐哲、李小全等共计63名原告，由黎雄兵、兰志学等六位律师和公民担任代理人；二，诉讼请求，要求赔付医疗费、护理费在内共计6817800元，精神抚慰金6910000元；三，事实与理由；四，关于赔偿标准的描述，我们在大量调研的基础上根据受害者病情轻重提出八类赔偿标准，详见起诉状附件。

　　综上，鉴于我们的上述想法和说明，我们当然责无旁贷地坚决去履行当事人的授权以及我们作为法律人的职责，同时我们也希望能够唤醒更多公众的法律意识和道德良知，最后我们也当然希望我们的真诚努力会得到政府和司法部门的尊重和支持，得到新闻媒体和网络媒体的关注，关注我们的受害儿童，关注我们的未来。

　　“三聚氰胺”奶粉受害者法律援助团

2008年12月8日

诉状正文：

民事起诉状

　　原告：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

　　（63名原告姓名省略）

　　被告：石家庄三鹿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住所地：石家庄市和平西路539号

　　法定代表人：张振岭，董事长

　　诉讼请求：

1、判令被告赔偿徐哲、李小全、董俊壹、周一哲等六十三位原告医疗费、护理费、营养费、交通费等人身损害支出6 817 800元；

2、判令被告赔偿偿徐哲、李小全、董俊壹、周一哲等六十三位原告精神损害抚慰金6 910 000元；

　　（以上各原告的明细诉讼请求见本诉状之附件《诉讼请求赔偿项目及计算标准说明》和《三鹿奶粉共同诉讼原告及诉讼请求一览表》）

　　事实与理由：

　　被告石家庄三鹿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简称“三鹿集团”）作为2007年奶粉市场占有率达18.26%的大型奶粉生产企业，其生产销售的“三鹿”牌婴幼儿配方奶粉含有有毒化学物质三聚氰胺，给婴幼儿消费者的身体健康造成极大损害。徐哲、董俊壹等六十三位原告为食用“三鹿”牌含三聚氰胺奶粉导致泌尿系统结石的受害者或受害者（死亡）的法定代理人。

　　自2005年起，被告生产的三鹿牌婴幼儿奶粉即发生人为添加掺入有毒化学品三聚氰胺问题（见证据一：《河北承认三鹿奶粉事件存在瞒报现象》），导致消费者尿液发红、尿路结石、肾结石、肾衰肾积水甚至中毒身亡。2007年12月以来，消费者开始觉察到奶粉质量问题并陆续向被告投诉（见证据二：《三鹿集团公司主要负责人涉嫌犯罪》）。2008年3月，大量的消费者及相关卫生诊疗机构针对被告产品质量问题正式提出投诉及索赔请求（见证据三：《“三鹿内部邮件”曝光奶粉危机处理细节》）。

　　然而，被告却并未对被投诉产品采取有效的应对措施。甚至，在明知会给消费者造成重大损害的情况下，被告仍继续故意隐瞒事实，推诿责任，拒绝向政府及产品质检部门报告，肆意放任产品损害后果，置消费者的安危于不顾，进而触犯刑律涉嫌生产及销售有毒、有害食品罪：

1、2008年6月，被告企业自检发现奶粉中非蛋白氮含量异常，后确定其产品中含有三聚氰胺。

2、2008年8月2日，被告向石家庄市政府递交《关于消费者食用三鹿部分婴幼儿配方奶粉出现肾结石等病症的请示》，甚至请求市政府“加强媒体的管控和协调”，以“帮助解决”问题（证据四：《石家庄市政府新闻发言人——三鹿奶粉事件为何迟报》）。

3、2008年9月，毒奶粉事件曝光后被告仍试图恶意隐瞒真相，并于2008年9月9日和9月12日通过其代理公关公司多次“公关”中国最大的互联网搜索引擎公司百度，要求建立良好合作关系，防止负面爆发，掌握新闻主动性（见证据五：《百度回应：从未答应屏蔽三鹿负面》）。

4、2008年9月11日上午10点40分，被告声称其委托甘肃省质量技术监督局所做的检验结果证明自己清白（见证据六：《三鹿集团回应奶粉事件：甘肃质检已证实我们清白》），仍试图推诿责任。

　　后经国家权威部门调查检测检验，被告才开始承认其生产的奶粉受到三聚氰胺污染，并最终同意全部召回2008年8月6日前出厂三鹿牌婴幼儿配方奶粉。

2008年9月16日，国家质量监督检验检疫总局对缨幼儿配方奶粉发布阶段性检查结果《关于全国婴幼儿配方奶粉三聚氰胺专项检查的结果通报》。通报表明，在检出三聚氰胺的产品中，被告生产的三鹿牌婴幼儿配方奶粉三聚氰胺含量很高，其中“三鹿慧幼Ⅱ较大缨儿及幼儿配方奶粉”三聚氰胺含量高的达2563mg/kg（见证据七：《关于全国婴幼儿配方奶粉三聚氰胺专项检查的结果通报》）。2008年9月30日，国家质量监督检验检疫总局公布对普通奶粉和其他配方奶粉的检测结果《对普通奶粉和其他配方奶粉三聚氰胺专项检测情况》。检测表明，检出三聚氰胺的批次产品仍集中在三鹿集团及其所属企业，其中“高铁高锌配方奶粉”三聚氰胺含量高达6196mg/kg（见证据八：《国家质检总局公布对普通奶粉和其他配方奶粉三聚氰胺专项检测情况》）。

　　如此高三聚氰胺含量的奶粉，长时间在市场上销售流通，给数十万缨幼儿及其他消费者的生命财产造成巨大伤害甚至失去生命，已经导致包括本案受害者，甘肃的徐晨晨（原告徐哲之子）、河南的李笑开（原告李小全之女）死亡，吉林的董俊壹（本案原告）、湖北的周一哲（本案原告）肾衰等在内的全国数十万缨幼儿及家庭的沉痛伤害，酿成了全国性的重大食品安全事故，造成了严重社会危害后果。而且，所有这些“三聚氰胺”孩子的未来身体健康将需要无数家庭的长久关注、护理和担忧。所有这一切，都给受害家庭造成了巨大精神伤害。

　　据此，我们提出精神损害赔偿要求。

　　事件中，被告消极应对、隐瞒真相、推诿责任、放任损害后果，其行为构成主观恶意。对这种恶意行为，法律应当给与惩罚而不仅仅是补偿受害者的损失，唯此才可惩戒违法者，伸张法律的正义，构建良好的公共安全秩序，实现社会和谐。

　　据此，我们提出惩罚性诉讼赔偿要求。

　　依据《民法通则》、《产品质量法》《食品卫生法》以及最高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等法律法规，被告依法应当承担赔偿责任。

　　此前，原告已于2008年11月24日委托代理律师向被告致送了《关于解决三鹿“三聚氰胺”奶粉受害者赔偿事宜的律师函》，并提出了非诉方式协商妥善解决赔偿事宜的律师建议书。然而，被告至今不予理会。

　　鉴此，为维护原告的合法权益，捍卫国家法律的尊严，特提起诉讼。

　　此致

　　河北省高级人民法院

　　具状人：徐哲、李小全、董俊壹、周一哲等六十三位原告

　　诉讼代理人： 许志永、黎雄兵、张兴奎、兰志学、张凯、李静林

二〇〇八年十二月八日

刑事附带民事起诉状

　　附带民事诉讼原告人：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

　　（63名原告姓名省略）

　　附带民事诉讼被告人：石家庄三鹿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住所地：石家庄市和平西路539号

　　法定代表人：张振岭，董事长

　　附带民事诉讼被告人：田文华，女，1942年10月出生，原系石家庄三鹿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总经理。

　　诉讼请求：

1、判令附带民事诉讼被告人石家庄三鹿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赔偿徐哲、李小全、董俊壹、周一哲等六十三位原告人医疗费、护理费、营养费、交通费等人身损害支出6 817 800元；

2、判令附带民事诉讼被告人石家庄三鹿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赔偿徐哲、李小全、董俊壹、周一哲等六十三位原告人精神损害抚慰金6 910 000元；

　　（以上各原告的明细诉讼请求见本诉状之附件《诉讼请求赔偿项目及计算标准说明》和《三鹿奶粉共同诉讼原告及诉讼请求一览表》）

3、判令附带民事诉讼被告人田文华对徐哲、李小全、董俊壹、周一哲等六十三位原告人承担连带赔偿责任。

　　事实与理由：

　　被告人石家庄三鹿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简称“三鹿集团”）、被告人田文华涉嫌生产及销售有毒有害食品罪，已被依法立案侦查、审查起诉，并将接受法庭审判。徐哲、李小全、董俊壹、周一哲等六十三位原告人系该案的被害人（或法定代理人）。

　　被告人三鹿集团作为2007年奶粉市场占有率达18.26%的大型奶粉生产企业，其生产销售的“三鹿”牌婴幼儿配方奶粉含有有毒化学物质三聚氰胺，给婴幼儿消费者的身体健康造成极大损害。徐哲、李小全、董俊壹、周一哲等六十三位原告人为食用“三鹿”牌含三聚氰胺奶粉导致泌尿系统结石的受害者或受害者（死亡）的法定代理人。

　　自2005年起，被告人三鹿集团生产的三鹿牌婴幼儿奶粉即发生人为添加掺入有毒化学品三聚氰胺问题（见证据一：《河北承认三鹿奶粉事件存在瞒报现象》），导致消费者尿液发红、尿路结石、肾结石、肾衰肾积水甚至中毒身亡。2007年12月以来，消费者开始觉察到奶粉质量问题并陆续向被告人投诉（见证据二：《三鹿集团公司主要负责人涉嫌犯罪》）。2008年3月，大量的消费者及相关卫生诊疗机构针对被告人的产品质量问题正式提出投诉及索赔请求（见证据三：《“三鹿内部邮件”曝光奶粉危机处理细节》）。

　　然而，被告人却并未对被投诉产品采取有效的应对措施。甚至，在明知会给消费者造成重大损害的情况下，被告人仍继续故意隐瞒事实，推诿责任，拒绝向政府及产品质检部门报告，肆意放任产品损害后果，置消费者的安危于不顾，进而触犯刑律涉嫌生产及销售有毒、有害食品罪：

1、2008年6月，被告人自检发现奶粉中非蛋白氮含量异常，后确定其产品中含有三聚氰胺。

2、2008年8月2日，被告人向石家庄市政府递交《关于消费者食用三鹿部分婴幼儿配方奶粉出现肾结石等病症的请示》，甚至请求市政府“加强媒体的管控和协调”，以“帮助解决”问题（证据四：《石家庄市政府新闻发言人——三鹿奶粉事件为何迟报》）。

3、2008年9月，毒奶粉事件曝光后被告人仍试图恶意隐瞒真相，并于2008年9月9日和9月12日通过其代理公关公司多次“公关”中国最大的互联网搜索引擎公司百度，要求建立良好合作关系，防止负面爆发，掌握新闻主动性（见证据五：《百度回应：从未答应屏蔽三鹿负面》）。

4、2008年9月11日上午10点40分，被告人声称其委托甘肃省质量技术监督局所做的检验结果证明自己清白（见证据六：《三鹿集团回应奶粉事件：甘肃质检已证实我们清白》），仍试图推诿责任。

　　后经国家权威部门调查检测检验，被告人才开始承认其生产的奶粉受到三聚氰胺污染，并最终同意全部召回2008年8月6日前出厂三鹿牌婴幼儿配方奶粉。

2008年9月16日，国家质量监督检验检疫总局对缨幼儿配方奶粉发布阶段性检查结果《关于全国婴幼儿配方奶粉三聚氰胺专项检查的结果通报》。通报表明，在检出三聚氰胺的产品中，被告人三鹿集团生产的三鹿牌婴幼儿配方奶粉三聚氰胺含量很高，其中“三鹿慧幼Ⅱ较大缨儿及幼儿配方奶粉”三聚氰胺含量高的达2563mg/kg（见证据七：《关于全国婴幼儿配方奶粉三聚氰胺专项检查的结果通报》）。2008年9月30日，国家质量监督检验检疫总局公布对普通奶粉和其他配方奶粉的检测结果《对普通奶粉和其他配方奶粉三聚氰胺专项检测情况》。检测表明，检出三聚氰胺的批次产品仍集中在三鹿集团及其所属企业，其中“高铁高锌配方奶粉”三聚氰胺含量高达6196mg/kg（见证据八：《国家质检总局公布对普通奶粉和其他配方奶粉三聚氰胺专项检测情况》）。

　　如此高三聚氰胺含量的奶粉，长时间在市场上销售流通，给数十万缨幼儿及其他消费者的生命财产造成巨大伤害甚至失去生命，已经导致包括本案受害者，甘肃的徐晨晨（原告徐哲之子）、河南的李笑开（原告李小全之女）死亡，吉林的董俊壹（本案原告）、湖北的周一哲（本案原告）肾衰等在内的全国数十万缨幼儿及家庭的沉痛伤害，酿成了全国性的重大食品安全事故，造成了严重社会危害后果。而且，所有这些“三聚氰胺”孩子的未来身体健康将需要无数家庭的长久关注、护理和担忧。所有这一切，都给受害家庭造成了巨大精神伤害。

　　据此，我们提出精神损害赔偿要求。

　　事件中，被告人消极应对、隐瞒真相、推诿责任、放任损害后果，其行为构成主观恶意。对这种恶意行为，法律应当给与惩罚而不仅仅是补偿受害者的损失，唯此才可惩戒违法者，伸张法律的正义，构建良好的公共安全秩序，实现社会和谐。

　　为此我们提出惩罚性诉讼赔偿要求。

　　依据《民法通则》、《产品质量法》、《食品卫生法》以及最高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等法律法规，被告人依法应当承担赔偿责任。

　　此前，原告已于2008年11月24日委托代理律师向被告人致送了《关于解决三鹿“三聚氰胺”奶粉受害者赔偿事宜的律师函》，并提出了非诉方式协商妥善解决赔偿事宜的律师建议书。然而，被告人至今不予理会。

　　鉴此，为维护原告的合法权益，捍卫国家法律的尊严，根据《刑事诉讼法》第七十七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刑事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八十八条之规定，特提起诉讼。

　　此致

　　石家庄市中级人民法院

　　原告人：徐哲、李小全、董俊壹、周一哲等六十三位原告

　　诉讼代理人： 许志永、黎雄兵、张兴奎、兰志学、张凯、李静林

二〇〇八年十二月八日

证据目录：

　　证据一：

《财经》2008年9月17日，《河北承认三鹿奶粉事件存在瞒报现象》

　　证据二：

《人民日报》2008年9月23日04 版,《三鹿集团公司主要负责人涉嫌犯罪》

　　证据三：

新浪科技时代2008年09月13日，《“三鹿内部邮件”曝光奶粉危机处理细节》

　　证据四：

《人民日报 》2008年10月1日02 版《石家庄市政府新闻发言人——三鹿奶粉事件为何迟报》

　　证据五：

2008年09月13日，新浪科技时代《百度声明：从未答应屏蔽三鹿负面》

　　证据六：

新民网2008年9月11日《三鹿集团回应奶粉事件:甘肃质监已证实我们清白》

　　证据七：

国家质检总局2008年9月16日, 《关于全国婴幼儿配方奶粉三聚氰胺专项检查的结果通报》

　　证据八：

国家质检总局2008年9月30日, 《国家质检总局公布对普通奶粉和其他配方奶粉三聚氰胺专项检测情况》

诉讼请求赔偿项目及计算标准说明

一、根据受害者病情轻重和受损害程度，划分为八个类别，分别是：A死亡、B肾衰、C双肾积水、D单肾积水、E双肾0.4cm以上结石、F双肾0.4cm以下结石、G单肾0.4cm以上结石和H单肾0.4cm以下结石。

二、考虑受害者患病及治疗护理的共同特点，本次诉讼赔偿项目暂只涉及医疗费、护理费、交通费、营养费和精神损害赔偿五项，保留针对受害者个体的独特情况在诉讼中依法增加赔偿项目调整索赔金额的权利。

三、经咨商专家意见并结合调查测算，各赔偿项目的索赔金额，依据病情轻重损害程度分类采取定额计算的原则确定，保留针对受害者个体的特定情形及进一步的事实证据在诉讼中依法调整索赔金额的权利。

四、赔偿项目定额，在上述五个赔偿项目与八类病情间的对应关系如下：

病情分类及赔偿项目定额对应关系表

（略）

五、鉴于被告对损害事实负有主观故意责任并涉嫌犯罪，诉讼请求针对物质性损害主张三倍的惩罚性赔偿。精神损害赔偿定额，参照国内生效判决所确认的人身损害精神赔偿数额。

    日前，国内300多名各界人士发佈了“零八宪章”，就中国的国事及走向作出全面的建设性宣示。
    我们注意到，此宪章的签署者涵盖中国各界人士，包括体制内自由人士、体制外的异见人士和草根维权人士，是近年来罕见的民间政见之集合性表达，让我们看到中国民间的权利意识之觉醒、勇气之提升和力量之壮大。作為海外各界华人，我们為之一振。
    签署者一本中华文化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传统，又基於理性、独立、权利与责任之现代公民精神，廓清歷史，正视现实，展望未来，所言切中时弊，主张客观中允。
    对此，我们深表钦佩， 对宪章之各项主张深表赞同。
    近三十年来，中共官方一改给中华民族带来诸多灾难的“以阶级斗争為纲”的施政方针，实行改革开放政策，还公民以部分自由，由此造就中国的经济发展，令人宽慰。但在政治上，当局依旧坚持专制，垄断新闻，控制司法，各种社会利益无法正常表达，权力缺乏必要的监督，乃至於腐败盛行，贫富分化，道德沦丧，环境坏毁，公正不彰，社会衝突不断，暴力事件时有所闻，长此以往，中华民族的未来实在堪忧。
    因此，我们又深感不安。
    值此世纪之初，回首百年中华现代歷程，其中之歧误挫折和奋斗牺牲，我们有诸多感喟。对“宪章”所言“自由不昌，则中国距现代文明尚远矣”，深以為然。如何汲取教益，把握时机，让中华民族能在本世纪迈上现代文明的康庄之路，于内达成社会安祥，族群和睦，人民幸福；对外主持正义，於人类福祉有所贡献。这既取决於新兴的公民社会之努力，亦有赖於执政者的远见智识，能否适时开啟社会对话之门，加速制度更新，振衰起弊，清明司法，还政於民，以期化戾气為祥和，消祸乱於潜隐，為民族的良性发展奠定不颓之基趾。
    在此，我们特发表声明，以示我们对国内各位公民先进的支持。
    与此同时，我们呼吁华人各界与国际社会给与关注，也希望中国当局能倾听社会之呼声，正视民意，从善如流，啟动“宪章”所倡言的制度改革。

     如此，则人民幸矣，民族幸矣，世界亦幸矣。
    海外签名名单：
    （第一批58人，以姓名字母為序）
    蔡咏梅 （香港，《开放》杂誌执行编辑）
    陈奎德（美国，《纵览中国》主编）
    陈小平（美国，《中国法律文摘》主编）
    陈 彦 （法国，巴黎大学博士）
    陈一咨 （美国，前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所所长）
    陈志武 （美国，耶鲁大学教授）
    程晓农 （美国，《当代中国研究》主编）
    程映虹 （美国， 德拉华州立大学教授）
    方励之 （美国，亚利桑那大学教授）
    冯爱玲，（香港，支联会）
    冯崇义 （澳大利亚，悉尼科技大学教授）
    傅希秋 （美国，宗教学者）
    高文谦 （美国，中国现代史学者）
    龚小夏 （美国，哈佛大学博士）
    郭罗基 （美国，哈佛大学法学院资深研究员）
    哈 金 （美国，作家）
    何清涟 （美国，经济学者）
    胡 平 （美国，《北京之春》主编）
    金 鐘（香港，《开放》杂誌总编辑）
    康正果 （美国，耶鲁大学学者）
    孔捷生 （美国，作家）
    李进进 （美国， 威斯康星大学法学博士）
    廖天琪 （美国，编辑）
    刘慧卿 （香港，立法会议员，中国维权律师关注组副主席）
    麦燕庭 （香港， 前香港记者协会主席）
    潘嘉伟，（香港，中国维权律师关注组执行秘书）
    齐墨 （德国，报人）
    邱跃首（澳大利亚， 中国和解智库海外联络人）
    萨冲（义大利，工程师）
    邵 江 （英国，西敏寺大学政治学博士候选人）
    盛 雪 （加拿大，麦克马斯特大学住校作家）
    司徒华 （香港，支联会主席）
    宋永毅 （美国，加州大学教授）
    苏 煒 （美国，耶鲁大学学者）
    苏晓康 （美国，作家）
    孙丰（法国，作家）
    万润南 （美国， 前四通公司总裁）
    王 丹 （美国，哈佛大学博士）
    王军涛 （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政治学博士）
    王书君 旅美中国现代史学者
    王天成 （美国，哥伦比亚大学访问学者）
    吴国光 （加拿大，维多利亚大学讲座教授）
    武宜三（香港，五七学社）
    夏明 （美国，纽约市立大学教授）
    项小吉 （美国， 哥伦比亚大学法学硕士）
    萧振仪 (香港，媒体工作者)
    余英时 （美国，克鲁格人文奖得主，普林斯顿讲座教授，中研院院士）
    严家祺 （美国， 学者）
    杨建利 （美国，哈佛大学资深研究员）
    杨力宇 （美国，西东大学资深教授）
    张 灝 （美国， 中研院院士）
    张郎郎 （美国， 作家）
    张 煒 （英国，牛津大学经济学博士）
    张伟国 （美国，《动向》主编）
    张 伦 （法国，高等社会科学院社会学博士）
    郑宇硕 （香港， 城市大学讲座教授）
    郑 义 （美国，独立中文笔会会长）
    钟祖康（挪威，作家）

2008年12月10日公布

零 八 宪 章

一、前言

今年是中国立宪百年，《世界人权宣言》公布60周年，"民主墙"诞生30周年，中国政府签署《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10周年。在经历了长期的人权灾难和艰难曲折的抗争历程之后，觉醒的中国公民日渐清楚地认识到，自由、平等、人权是人类共同的普世价值；民主、共和、宪政是现代政治的基本制度架构。抽离了这些普世价值和基本政制架构的"现代化"，是剥夺人的权利、腐蚀人性、摧毁人的尊严的灾难过程。21世纪的中国将走向何方，是继续这种威权统治下的
"现代化"，还是认同普世价值、融入主流文明、建立民主政体？这是一个不容回避的抉择。

19世纪中期的历史巨变，暴露了中国传统专制制度的腐朽，揭开了中华大地上"数千年未有之大变局"的序幕。洋务运动追求器物层面的进良，甲午战败再次暴露了体制的过时；戊戌变法触及到制度层面的革新，终因顽固派的残酷镇压而归于失败；辛亥革命在表面上埋葬了延续2000多年的皇权制度，建立了亚洲第一个共和国。囿于当时内忧外患的特定历史条件，共和政体只是昙花一现，专制主义旋即卷土重来。器物模仿和制度更新的失败，推动国人深入到对文化病根的反思，遂有以"科学与民主"为旗帜的"五四"新文化运动，因内战频仍和外敌入侵，中国政治民主化历程被迫中断。抗日战争胜利后的中国再次开启了宪政历程，然而国共内战的结果使中国陷入了现代极权主义的深渊。1949年建立的"新中国"，名义上是"人民共和国"，实质上是"党天下"。执政党垄断了所有政治、经济和社会资源，制造了反右、大跃进、文革、六四、打压民间宗教活动与维权运动等一系列人权灾难，致使数千万人失去生命，国民和国家都付出了极为惨重的代价。

二十世纪后期的"改革开放"，使中国摆脱了毛泽东时代的普遍贫困和绝对极权，民间财富和民众生活水平有了大幅度提高，个人的经济自由和社会权利得到部分恢复，公民社会开始生长，民间对人权和政治自由的呼声日益高涨。执政者也在进行走向市场化和私有化的经济改革的同时，开始了从拒绝人权到逐渐承认人权的转变。中国政府于1997年、1998年分别签署了两个重要的国际人权公约，全国人大于2004年通过修宪把"尊重和保障人权"写进宪法，今年又承诺制订和推行《国家人权行动计划》。但是，这些政治进步迄今为止大多停留在纸面上；有法律而无法治，有宪法而无宪政，仍然是有目共睹的政治现实。执政集团继续坚持维系威权统治，排拒政治变革，由此导致官场腐败，法治难立，人权不彰，道德沦丧，社会两极分化，经济畸形发展，自然环境和人文环境遭到双重破坏，公民的自由、财产和追求幸福的权利得不到制度化的保障，各种社会矛盾不断积累，不满情绪持续高涨，特别是官民对立激化和群体事件激增，正在显示着灾难性的失控趋势，现行体制的落伍已经到了非改不可的地步。

二、我们的基本理念

当此决定中国未来命运的历史关头，有必要反思百年来的现代化历程，重申如下基本理念：

自由：自由是普世价值的核心之所在。言论、出版、信仰、集会、结社、迁徙、罢工和游行示威等权利都是自由的具体体现。自由不昌，则无现代文明可言。

人权：人权不是国家的赐予，而是每个人与生俱来就享有的权利。保障人权，既是政府的首要目标和公共权力合法性的基础，也是"以人为本"的内在要求。中国的历次政治灾难都与执政当局对人权的无视密切相关。人是国家的主体，国家服务于人民，政府为人民而存在。

平等：每一个个体的人，不论社会地位、职业、性别、经济状况、种族、肤色、宗教或政治信仰，其人格、尊严、自由都是平等的。必须落实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原则，落实公民的社会、经济、文化、政治权利平等的原则。

共和：共和就是"大家共治，和平共生"，就是分权制衡与利益平衡，就是多种利益成分、不同社会集团、多元文化与信仰追求的群体，在平等参与、公平竞争、共同议政的基础上，以和平的方式处理公共事务。

民主：最基本的涵义是主权在民和民选政府。民主具有如下基本特点：（1）政权的合法性来自人民，政治权力来源于人民；（2）政治统治经过人民选择，（3）公民享有真正的选举权，各级政府的主要政务官员必须通过定期的竞选产生。（4）尊重多数人的决定，同时保护少数人的基本人权。一句话，民主使政府成为"民有，民治，民享"的现代公器。

宪政：宪政是通过法律规定和法治来保障宪法确定的公民基本自由和权利的原则，限制并划定政府权力和行为的边界，并提供相应的制度设施。

在中国，帝国皇权的时代早已一去不复返了；在世界范围内，威权体制也日近黄昏；公民应该成为真正的国家主人。祛除依赖"明君"、"清官"的臣民意识，张扬权利为本、参与为责的公民意识，实践自由，躬行民主，尊奉法治，才是中国的根本出路。

三、我们的基本主张

藉此，我们本着负责任与建设性的公民精神对国家政制、公民权利与社会发展诸方面提出如下具体主张：

1、修改宪法：根据前述价值理念修改宪法，删除现行宪法中不符合主权在民原则的条文，使宪法真正成为人权的保证书和公共权力的许可状，成为任何个人、团体和党派不得违反的可以实施的最高法律，为中国民主化奠定法权基础。

2、分权制衡：构建分权制衡的现代政府，保证立法、司法、行政三权分立。确立法定行政和责任政府的原则，防止行政权力过分扩张；政府应对纳税人负责；在中央和地方之间建立分权与制衡制度，中央权力须由宪法明确界定授权，地方实行充分自治。

3、立法民主：各级立法机构由直选产生，立法秉持公平正义原则，实行立法民主。

4、司法独立：司法应超越党派、不受任何干预，实行司法独立，保障司法公正；设立宪法法院，建立违宪审查制度，维护宪法权威。尽早撤销严重危害国家法治的各级党的政法委员会，避免公器私用。

5、公器公用：实现军队国家化，军人应效忠于宪法，效忠于国家，政党组织应从军队中退出，提高军队职业化水平。包括警察在内的所有公务员应保持政治中立。消除公务员录用的党派歧视，应不分党派平等录用。

6、人权保障：切实保障人权，维护人的尊严。设立对最高民意机关负责的人权委员会，防止政府滥用公权侵犯人权，尤其要保障公民的人身自由，任何人不受非法逮捕、拘禁、传讯、审问、处罚，废除劳动教养制度。

7、公职选举：全面推行民主选举制度，落实一人一票的平等选举权。各级行政首长的直接选举应制度化地逐步推行。定期自由竞争选举和公民参选法定公共职务是不可剥夺的基本人权。

8、城乡平等：废除现行的城乡二元户籍制度，落实公民一律平等的宪法权利，保障公民的自由迁徙权。

9、结社自由：保障公民的结社自由权，将现行的社团登记审批制改为备案制。开放党禁，以宪法和法律规范政党行为，取消一党垄断执政特权，确立政党活动自由和公平竞争的原则，实现政党政治正常化和法制化。

10、集会自由：和平集会、游行、示威和表达自由，是宪法规定的公民基本自由，不应受到执政党和政府的非法干预与违宪限制。

11、言论自由：落实言论自由、出版自由和学术自由，保障公民的知情权和监督权。制订《新闻法》和《出版法》，开放报禁，废除现行《刑法》中的"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条款，杜绝以言治罪。

12、宗教自由：保障宗教自由与信仰自由，实行政教分离，宗教信仰活动不受政府干预。审查并撤销限制或剥夺公民宗教自由的行政法规、行政规章和地方性法规；禁止以行政立法管理宗教活动。废除宗教团体（包括宗教活动场所）必经登记始获合法地位的事先许可制度，代之以无须任何审查的备案制。

13、公民教育：取消服务于一党统治、带有浓厚意识形态色彩的政治教育与政治考试，推广以普世价值和公民权利为本的公民教育，确立公民意识，倡导服务社会的公民美德。

14、财产保护：确立和保护私有财产权利，实行自由、开放的市场经济制度，保障创业自由，消除行政垄断；设立对最高民意机关负责的国有资产管理委员会，合法有序地展开产权改革，明晰产权归属和责任者；开展新土地运动，推进土地私有化，切实保障公民尤其是农民的土地所有权。

15、财税改革：确立民主财政和保障纳税人的权利。建立权责明确的公共财政制度构架和运行机制，建立各级政府合理有效的财政分权体系；对赋税制度进行重大改革，以降低税率、简化税制、公平税负。非经社会公共选择过程，民意机关决议，行政部门不得随意加税、开征新税。通过产权改革，引进多元市场主体和竞争机制，降低金融准入门槛，为发展民间金融创造条件，使金融体系充分发挥活力。

16、社会保障：建立覆盖全体国民的社会保障体制，使国民在教育、医疗、养老和就业等方面得到最基本的保障。

17、环境保护：保护生态环境，提倡可持续发展，为子孙后代和全人类负责；明确落实国家和各级官员必须为此承担的相应责任；发挥民间组织在环境保护中的参与和监督作用。

18、联邦共和：以平等、公正的态度参与维持地区和平与发展，塑造一个负责任的大国形象。维护香港、澳门的自由制度。在自由民主的前提下，通过平等谈判与合作互动的方式寻求海峡两岸和解方案。以大智慧探索各民族共同繁荣的可能途径和制度设计，在民主宪政的架构下建立中华联邦共和国。

19、转型正义：为历次政治运动中遭受政治迫害的人士及其家属，恢复名誉，给予国家赔偿；释放所有政治犯和良心犯，释放所有因信仰而获罪的人员；成立真相调查委员会，查清历史事件的真相，厘清责任，伸张正义；在此基础上寻求社会和解。

四、结语

中国作为世界大国，作为联合国安理会五个常任理事国之一和人权理事会的成员，理应为人类和平事业与人权进步做出自身的贡献。但令人遗憾的是，在当今世界的所有大国里，唯独中国还处在威权主义政治生态中，并由此造成连绵不断的人权灾难和社会危机，束缚了中华民族的自身发展，制约了人类文明的进步――这种局面必须改变！政治民主化变革不能再拖延下去。

为此，我们本着勇于践行的公民精神，公布《零八宪章》。我们希望所有具有同样危机感、责任感和使命感的中国公民，不分朝野，不论身份，求同存异，积极参与到公民运动中来，共同推动中国社会的伟大变革，以期早日建成一个自由、民主、宪政的国家，实现国人百余年来锲而不舍的追求与梦想。

签署人：303人

于浩成（北京，法学家）
张思之（北京，律师）
茅于轼（北京，经济学家）
杜 光 （北京，政治学家）
李 普 (北京，老记者）
沙叶新（上海，剧作家）
流沙河（四川，诗人）
吴茂华（四川，作家）
张显扬（北京，思想家）
孙文广（山东，教授）
鲍 彤（北京，公民）
丁子霖（北京，教授）
张先玲（北京，工程师）
徐 珏（北京，研究员）
蒋培坤（北京，教授）
刘晓波（北京，作家）
张祖桦（北京，宪政学者）
高 瑜（北京，记者）
戴 晴（北京，作家）
江棋生（北京，学者）
艾晓明（广东，教授）
刘军宁（北京，政治学家）
张旭昆（浙江，教授）
徐友渔（北京，哲学家）
贺卫方（北京，法学家）
莫少平（北京，律师）
陈子明（北京，学者）
张博树（北京，政治学家）
崔卫平（北京，学者）
何光沪（宗教学专家）
郝 建（北京，学者）
沈敏骅（浙江，教授）
李大同（北京，记者）
栗宪庭（北京，艺术评论家）
张 鸣（北京，教授）
余 杰（北京，作家）
余世存（北京，作家）
秦 耕（海南，作家）
周 舵（北京，学者 ）
浦志强（北京，律师）
赵达功（深圳，作家）
姚立法（湖北，选举专家）
冯正虎（上海，学者）
周 �（北京，作家）
杨恒均（广州，作家）
滕 彪（北京，法学博士）
蒋�文（上海，作家）
唯 色（西藏，作家）
马 波（北京，作家）
查建英 （北京，作家）
胡发云（湖北，作家）
焦国标（北京，学者）
李公明（广东，教授）
莫之许（北京，评论家）
李柏光（北京，法学博士）
傅国涌（浙江，作家）
马少方（广东，商人）
张 闳（上海，教授）
夏业良（北京，经济学家）
冉云飞（四川，学者）
廖亦武（四川，作家）
王 怡（四川，学者）
王晓渔（上海，学者）
苏元真 （浙江，教授）
强剑衷（南京，老报人）
欧阳小戎（云南，诗人）
刘 荻（北京，自由职业者）
昝爱宗（浙江，记者）
周鸿陵（北京，社会活动家）
冯 刚（浙江 教授）
陈 林（广州 学者）
尹 贤（甘肃，诗人）
周 明（浙江，教授）
凌沧洲（北京，新闻人）
铁 流（北京，作家）
陈奉孝（山东，北大右派学生）
姚 博（北京，评论家）
张津郡（广东，职业经理人）
李剑虹（上海，作家）
张善光（湖南，人权捍卫者）
李德铭（湖南，新闻工作者）
刘建安（湖南，教师）
王小山（北京，媒体人）
范亚峰（北京，法学博士）
周明初（浙江，教授）
梁晓燕（北京，环保志愿者）
徐 晓（北京，作家）
陈 西（贵州，人权捍卫者）
赵 诚（山西，学者）
李元龙（贵州，自由撰稿人）
申有连（贵州，人权捍卫者）
蒋绥敏（北京，工程师）
陆中明（陕西，学者）
孟 煌（北京，画家）
林福武（福建，人权捍卫者）
廖双元（贵州，人权捍卫者）
卢雪松（吉林，教师）
郭玉闪（北京，学者）
陈焕辉（福建，人权捍卫者）
朱久虎（北京，律师）
金光鸿（北京，律师）
高超群（北京，编辑）
柏 风（吉林，诗人）
郑旭光（北京，学者）
曾金燕 （北京 维权人士）
吴玉琴（贵州，人权捍卫者）
杜义龙（陕西，作家）
李 海（北京，人权捍卫者）
张 辉（山西，民主人士）
江 山（广东，业主维权者）
徐国庆（贵州，民主人士）
吴 郁（贵州，民主人士）
张明珍（贵州，民主人士）
曾 宁（贵州，民主人士）
全林志（贵州，民主人士）
叶 航（浙江，教授）
马云龙（河南，资深媒体人）
朱健国（广东，自由撰稿人）
李 铁（广东，社会活动人士）
莫建刚（贵州，自由撰稿人）
张耀杰（北京，学者）
吴报建（浙江，律师）
杨 光（广西，学者）
俞梅荪（北京，法律人）
行 健（北京，法律人）
王光泽（北京，社会活动家）
陈绍华（广东，设计师）
刘逸明（湖北，自由撰稿人）
吴祚来（北京，研究员）
高 �（山东，艺术家）
高 强（山东，艺术家）
唐荆陵（广东，律师）
黎小龙（广西，维权人士）
荆 楚（广西，自由撰稿人）
李 彪（安徽，商人）
郭 艳（广东，律师）
杨世元（浙江，退休人员）
杨宽兴（山东，作家）
李金芳（河北，民主人士）
王玉文（贵州，诗人）
杨中义（安徽，工人）
武辛源（河北 农民）
杜和平（贵州，民主人士）
冯 玲（湖北，宪政义工）
张先忠（湖北，企业家）
蔡敬忠(广东 农民)
王典斌（湖北，企业主）
蔡金才(广东 农民)
高爱国（湖北，企业主）
陈湛尧（广东 农民）
何文凯（湖北，企业主）
吴党英（上海，维权人士）
曾庆彬（广东 工人）
毛海秀（上海，维权人士）
庄道鹤（杭州，律师）
黎雄兵（北京，律师）
李任科（贵州，民主人士）
左 力（河北 律师）
董德筑（贵州，民主人士）
陶玉平（贵州，民主人士）
王俊秀（北京，IT从业者）
黄晓敏（四川，维权人士）
郑恩宠（上海，法律人）
张君令（上海，维权人士）
杨 海（陕西，学者）
艾福荣（上海，维权人士）
杨华仁（湖北，法律工作者）
魏 勤（上海，维权人士）
苏祖祥（湖北，教师）
沈玉莲（上海，维权人士）
关洪山（湖北，人权捍卫者）
宋先科（广东，商人）
汪国强（湖北，人权捍卫者）
陈恩娟（上海，维权人士）
李 勇（北京，媒体人）
常雄发（上海，维权人士）
王京龙（北京，管理学者）
许正清（上海，维权人士）
高军生（陕西，编辑）
郑蓓蓓（上海，维权人士）
王定华（湖北，律师）
谈兰英（上海，维权人士）
范燕琼（福建，人权捍卫者）
林 辉（浙江，诗人）
吴华英（福建，人权捍卫者）
薛振标（浙江，民主人士）
董国菁（上海，人权捍卫者）
陈玉峰（湖北，法律工作者）
段若飞（上海，人权捍卫者）
王中陵（陕西，教师）
董春华（上海，人权捍卫者）
陈修琴（上海，人权捍卫者）
刘正有（四川，人权捍卫者）
马 萧（北京，作家）
万延海（北京，公共卫生专家）
沈佩兰（上海，维权人士）
叶孝刚（浙江，大学退休教师）
张劲松（安徽，工人）
章锦发（浙江，退休人员）
王丽卿（上海，维权人士）
赵常青（陕西，作家）
金月花（上海，维权人士）
余樟法（广西，作家）
陈启勇（上海，维权人士）
刘贤斌（四川，民主人士）
欧阳懿（四川，人权捍卫者）
邓焕武（重庆，商人）
贺伟华（湖南，民主人士）
李东卓（湖南，IT从业者）
田永德（内蒙，人权捍卫者）
智效民（山西，学者）
李昌玉（山东，教师）
郭卫东（浙江，职员）
陈 卫（四川，民主人士）
王金安（湖北，企业主）
察文君（上海，维权人士）
侯述明（湖北，企业主）
刘汉南（湖北，人权捍卫者）
史若平（山东，教授）
张忍祥（湖北，人权捍卫者）
野 渡（广东，编辑）
夏 刚（湖北，人权捍卫者）
赵国良（湖南，民主人士）
李智英（北京，学者）
张重发（贵州，民主人士）
陈永苗（北京，学者）
江 婴（天津，诗人）
田祖湘（贵州，民主人士）
黄志佳（湖北，公务员）
关业波（湖北，公务员）
王望明（湖北，企业主）
高新瑞（湖北，企业家）
宋水泉（湖北，法律工作者）
赵景洲（黑龙江，人权捍卫者）
温克坚（浙江，学者）
魏文英（云南，教师）
陈惠娟（黑龙江，人权捍卫者）
陈炎雄（湖北，教师）
段春芳（上海，人权捍卫者）
刘正善（云南，工程师）
关 敏（湖北，大学教师）
戴元龙（福建，企业主）
余以为 （广东，自由撰稿人）
韩祖荣（福建，企业主)
汪定亮（湖北，律师）
陈青林（北京，人权捍卫者）
钱世顺（广东，企业主）
曾伯炎（四川，作家）
马亚莲（上海，人权捍卫者）
车宏年（山东，自由撰稿人）
秦志刚（山东，电子工程师）
宋翔峰（湖北，教师）
邓复华（湖北，作家）
徐 康（湖北，公务员）
李建强（山东，律师）
李仁兵（北京，律师）
裘美丽（上海，维权人士）
兰志学（北京，律师）
周锦昌（浙江，退休人员）
黄燕明（贵州，民主人士）
刘 巍 （北京，律师）
鄢烈汉（湖北，企业主）
陈德富（贵州，民主人士）
郭用新（湖北，医生）
郭永丰（广东，中国公民监政会发起人）
袁新亭 （广州，编辑）
戚惠民 （浙江，民主人士）
李 宇（四川，采编）
谢福林（湖南，人权捍卫者）
徐 光（浙江，企业主）
野 火 （广东，自由撰稿人）
邹 巍（浙江，维权人士）
萧利彬（浙江，工程师）
高海兵（浙江，民主人士）
田奇庄（河北, 作家）
邓太清（山西，民主人士）
裴鸿信（河北，教师）
徐 民（吉林，法律工作者）
李喜阁（河南，维权人士）
王德邦（北京，作家）
冯秋盛（广东，农民）
侯文豹（安徽，维权人士）
唐吉田（北京，律师）
刘荣超（安徽，农民）
李天翔（河南，工人）
崔玉振（河北，律师）
许茂连（安徽，农民）
翟林华（安徽，教师）
陶晓霞（安徽，农民）
张 望（福建，工人）
黄大川（辽宁，职员）
陈啸原（海南，职员）
张鉴康（陕西，法律工作者）
张星水（北京，律师）
马纲权（北京，律师）
王金祥（湖北，维权人士）
王家英（湖北，企业主）
鄢来云（湖北，企业主）
李小明（湖北，维权人士）
肖水祥（湖北，维权人士）
鄢裕祥（湖北，维权人士）
刘 毅（北京，画家）
张正祥（云南，环保人士）

（共303人）

12月8日晚9点之后，居住在北京的著名作家、独立中文笔会理事和前会长刘晓波博士，刚访德归来的著名宪政学者张祖桦家门前同时出现众多警察站岗。9点半钟张祖桦下楼散步，近11点回家，和刘晓波通了电话，互道警察上岗。几分钟后，11点整，警察同时涌入刘、张家，向张出示的是涉嫌“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的传讯证，对刘晓波出示的则是“涉嫌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的刑事拘留证。
两人被带走之后，大批警察开始对刘张二人进行抄家。刘晓波家11名警察一直抄到9日上午九点，抄走刘晓波和妻子刘霞的电脑3台，全部私人信件和大批书籍。张祖桦家同样抄走夫妻二人的电脑四台，全部私人信件和几十本书籍之后，又来抄第二回，抄走张家（包括岳父母的）全部现金、银行卡和存折，后经交涉，只留下现金一万元。次日上午10点多钟，张祖桦被放回家。对刘、张二人采取的警察行动，最直接原因显然是与中国知识界为纪念在12月10日《世界人权宣言》公布六十周年联署的《零八宪章》有关。此外，在此前后，北京与各地的一些警察《零八宪章》签署人也收到警方盘问、骚扰和、设岗和禁止外出等。

我为什么要申请应聘社科院“研究员”

――就社科院改革再致哲学所领导信

张博树

各位所领导：

这是写给各位的第二封信。前一封信我谈了关于08年年终考核结果的意见，对本人考核“不称职”提出异议。这封信我想谈谈对社科院改革的看法，同时正式提出：本人要申请应聘社科院哲学所的“研究员”。

关于我的“职称”问题，各位所领导最清楚。我从1991年获得社科院博士学位、留在哲学所工作后，迄今已经18年，许多朋友以为我早就是社科院的研究员，其实，本人既不是社科院的“研究员”，也不是社科院的“副研究员”，而只是社科院的“助理研究员”，尽管到目前为止，我这个“助理研究员”已在海内外出版9部学术专著，发表了上百万字的学术和政论文章。

为什么会是这样？事情要追溯到1993年本人在香港《二十一世纪》（第17期）杂志上发的一篇短文，这篇本来是讨论批判理论的小文章谈了几句和六四有关的话，结果捅了马蜂窝，被所里强行“帮助”，年底申请晋升职称也被要求先就这篇文章“表态”，而我这个人天生执拗，死不认“错”，晋升之事自然泡汤。在以后的这些年中，我曾以拒绝参评表示过抗议，也以恢复参评表示过和解，但总的结果是无结果，一拖就是18年！

不要以为我谈这些只是在为个人遭遇的不平抱怨，尽管本人有足够的理由这样作。我是在为我们社科院着想，为我们的学术事业着想。社科院是用公共财政支持的国家级科研机构，它本来应该为社会提供最优秀的思想和社会科学产品。但现行体制禁锢了学者的思想自由和学术创作自由。特别是在与中国现实政治相关的学术领域，学者们被要求必须“与中央保持一致”，而不能有独立见解和批评性意见。谁胆敢破此“规矩”，就要让你付出代价。这种体制、这个氛围内怎么可能产生思想，产生真正意义上的社会科学学术呢？

但事情不会总这样下去。我们的国家正在经历一场深刻的变革。一个民主、自由的时代正在向我们一步一步地走近。一党垄断意识形态的格局终将被打破。公共学术终将获得它应有的独立。

社科院也在改革。社科院的改革应该成为整个国家和社会变革的一部分。社科院的改革者必须有这样的战略识见，才能站在时代的制高点。

前不久，王伟光副院长在一次院内讲话中强调社科院的任务应该是多出经得起实践检验的精品力作，多出勇于创新的拔尖人才，这才是判断社科院改革成功与否的标准。那么怎样才能“出精品”、“出拔尖人才”？“首先要解放思想，转变观念，只有从不合时宜的习惯做法和固有思维模式的束缚中解放出来，才能深化改革”。

我很赞成王副院长的上述主张。社科院传统的学术评价体制、“职称”晋升体制、人事管理体制等基本上是过去那个年代的产物，它们在很多方面早已经“不合时宜”。必须根据思想自由、学术独立的原则，改变社科院的传统学术评价体制和评价标准，鼓励人们勇敢地去思考，去写作，才可能出现人才辈出的局面。

我建议，社科院的改革不妨就从纠正类似我这样的明显荒唐的“案例”入手。为此，我这个“助理研究员”愿意借此次聘任制改革的机会，越过“副研究员”这一档，直接申请应聘社科院的“研究员”。

我拟提交两部作品供所内和院内同仁审评，一部是《从五四到六四：20世纪中国专制主义批判》（第一卷），另一部是《中国宪政改革可行性研究报告》。

《批判》一书是本人过去20年学术心血的凝结。这本书没有回避、而是直接面对当代中国政治制度的核心痼疾，进行系统、严肃地哲学反思，试图勾勒一个理解20世纪中国历史演进及其扭曲的原创性的批判哲学体系框架。事实上，我把本书的写作当作直面本土问题、构建中国批判理论的一次认真的尝试。目前完成并出版的只是这部书的第一卷，后边还有五卷将在今后15～20年内陆续完成。我坚信，学术评价不能只以官方意识形态为标准，以当政者一时的是非为是非，而要有独立的历史判断尺度。只有这样，才能鼓励更多的学者独立思考问题，创作出具有深刻思想内容的精品。

《报告》一书则着眼于当今中国现实，就中国宪政改革的背景、目标、实施步骤与约束条件等作了深入、系统的研讨。我们社科院不是总强调要作“党中央、国务院的智囊团、思想库”么？我一直以为，“思想库”的任务是提供独立见解和政策主张，特别是提供有助于警醒当政者的批评性意见。如果只是给当政者的既定国策当“阐释者”、“宣传者”，那不是“思想库”，只是宣传处。我的这份《报告》带有国策建议书的性质。《报告》明确指出：中国人追求宪政民主已经追求了100年；中国现存政治体制是我们这个国家实现政治现代化、融入世界普世文明的最大障碍。执政党应该有勇气顺应历史潮流，担负起引领国家走向现代文明的历史职责，同时完成共产党执政理念和组织系统的自身转变。该报告在互联网发表后，在海内外获得广泛好评。

各位所领导：

就个人而言，这些年为了我所钟情的独立学术，我和我的家庭付出了沉重的代价。我今天的月工资（基本工资和各类补贴加在一起）不足2500元，这大概只是一个刚毕业的大学本科生找工作时通常得到的报酬。《批判》和《报告》两书能在这样的经济状况下完成，得益于信念的力量（说到这里，我应该再一次感谢李景源老所长，是他安排的补贴客观上支持了我的研究，这也是我曾经获得过的唯一的经济支持）。老实讲，“职称”对于我来说已经无所谓，我的工作被公众认可、被历史记录就足够了。但既然“职称”在现存体制下是和收入挂钩的，为了继续完成《批判》一书的后五卷，我有理由要求改善我的工作和生活条件。还是那句话，社科院是用公共财政支持的科研机构。即便明天社科院领导就让我“下岗”、甚至把我“扫地出门”，我今天仍然要争取自己的权利，从事自由的学术研究和获得国家财政支持的权利。

此致

敬礼

张博树

2008年12月2日

李铁:    11月29日活动情况

莲花山顶邓小平像前合照，左起：陈书伟、杨勇、李健、李铁、章星球

第一次上街调查成果

        昨日在印刷厂赶印了5000份《国家改革建议书》，每本建议书均附有三份反馈表。
    今早国保的人给我电话，问今天是不是有啥行动，我说和上次差不多，他问地点，我说还是上次集合的地点，没啥需要回避的。
    11点多，杨勇、陈书伟、章星球、李健、和我在上次活动的地方，新闻路特区报旁集合，
    简单介绍了一下活动内容，然后一起出发去莲花山公园，在莲花山公园向市民派发《国家改革建议书》，然后我们爬到山顶，沿途继续向感兴趣市民派发，到山顶后，向周围游玩的市民继续派发，沉沉的一袋子“建议书”变空了，然后我们举着“建议书”在邓小平像前合影，期待改革不应仅仅在局限于经济领域，期待国家进行更有效的政治体制改革。
    照完像后，下山又拿了剩下的一半“建议书”，这时收到消息的田宇巍、郭永丰、刘德军、贾政先后赶到，为了照顾后来的朋友，大家又去大剧院旁的邓小平像前照了相，然后分兵两路，杨勇和陈书伟到中心书城派发，李铁和宇巍巍、张星球、李健、刘德军、贾政到深圳书城(地王对面)派发。
    大多民众对建议书表现出兴趣，有不少市民以为商业广告的看都不看的走过，但当你说出是“期待国家民主”的内容，他们大多会马上回头来拿上一份。
    联系人：李铁
    电话：13823636390

大剧院邓小平像前合照，左起：刘德军(维权人士、个体经营)、章星球(民主关注者、评论作者)、田宇巍、李铁、杨勇、李健(程序员)、陈书伟(手机用户维权者，法院人告诉说他起诉移动运营商案件达三百多起，现开始勇敢的开始关注民主)、贾政(公司职员)、郭永丰(职业民主追求者)

散发

《国家改革建议书》征求意见
http://www.helpeachpeople.com/news/200811/20081128.html

核心内容提示：
　　要求国家建立“反对的声音”；要求落实人民表达诉求的权利和空间，公开透明的组织、协调人民非暴力、集中有序的表达诉求不应再受限或列为“非法”！
　　坚决反对任何所谓的“一党民主”，一党不可能有民主，一党不可能有言论自由、一党不可能有真相自由传播，一党解决不了腐败，一党实现不了依法治国，中国过去60年是最好的证据。

　　为了人民的生存尊严、生活幸福；为了实现社会的公平、有效解决社会矛盾；为了国家的进步、文明和效率；为了中国共产党的自身健康；为了使依法治国、依宪治国成为可能；为了真相可以自由传播、腐败可以有效遏制；……。我们国家需要“反对的声音”，需要“有效监督的声音、相互竞争的声音”。
　　改革的途径有很多，如何最简单的操作实现最有效的改革是问题的核心，只有抓住了问题的核心，才能有效改革，实现平稳过渡。
　　我们国家下一步改革的核心，就是应该建立“反对的声音、有效监督的声音、相互竞争的声音”，只要实现这一点，以上所有问题的解决都将进入正常的轨道。

　　我们应该清楚的认识到，“反对的声音”不仅不是“坏家伙”，反而是国家和人民的宝贵财富，有“反对的声音”、有“有效监督的声音、相互竞争的声音”，大多数老百姓在大多数时间不用去关心国家的治理，都会按照趋近于最好的方向前进。
　　有执政竞争的存在，“忽悠”就很难生存，我们常说美国两党政治观点基本接近，这是为什么呢？因为在有效竞争的社会，人民有选择权的社会，没人敢拿假的东西出来忽悠民众，能拿出来的，基本都是精心筛选后，民众需要的，急需解决的，专业的、经得起推敲的，剩下的一点点细节区别，也只是每个人的取向不同。

　* 有“反对的声音、有效监督的声音、相互竞争的声音”，对被反对的政党来说，也是促进其健康的最有效良方，做为一个大陆人，我们未必喜欢民进党，但如果没有民进党的存在，就没有现在的国民党，经过8年的“反省”，应该说国民党有了很大的进步。有多个可执政政党选择，利国利民利党！
　　引入“反对的声音、有效监督的声音、相互竞争的声音”，进而打破执政世袭，让人民有选择权，实现国家的民主改造。
　　民主社会，国家和人民的前途不再寄托在一个政党身上，人民有更多的选择，只要有一个政党是好的，国家和人民就有希望。

　* 只有存在有效的反对声音，人民有选择权，才能逐步建立“政府守法”，中国过去近六十年的经验已经证明，没有“反对的声音”，只有一个世袭的执政政党，是很难有“政府守法”的，继而使社会的道德观念和法治观念沦陷。

　* 如果允许“反对的声音、有效监督的声音、相互竞争的声音”，腐败就可以被有效监督；如果允许“反对的声音、有效监督的声音、相互竞争的声音”存在，新闻传播就无需再被限制，成为一个无需掩盖真相的社会，因为哪个政党都不再是国家的“命根子”，国家层面再无需政治挂帅来保护。
　　政治挂帅的保护同时也是使这个政党腐败、蜕化、不再代表人民的根源。目前情况下，新闻媒体并不能发挥应有的作用，多数情况下成为恶性事件的保护伞，尤其一些重大恶性事件。腐败不应有特权，不依法不应有特权，不代表人民不应该有特权。

　* 如果担心“反对的声音”会带来“乱说”的话，那就请允许“团队”——“反对党”来产生“反对的声音”，因为本着对自身长期发展负责，他们大多情况下会比个体更加负责和专业一些。当然，这仅仅是针对“乱说”之说，说明我们更加需要反对党。我们最终的诉求是任何人都可以表达他的观点和诉求，即使这个观点在另外的人看来“不正确”，这是人们最基本的权利。

　* 我们应该多修“大门”、多修“大路”，避免人民无奈的选择“跳窗户”，中国共产党、胡锦涛总书记多次说到“有序发展民主”，那就请你们落实“有序”，给出有序的空间。要求落实人民表达诉求的权利和空间，公开透明的组织、协调人民非暴力、集中有序的表达诉求不应再受限或列为“非法”！民主政治保障所有人民表达诉求和意见的权利，增加社会和谐。
　* 只有选择权、投票权，才能让人民的生活后顾无忧，很多情况下这比房屋、遗产更有用，因为这真实的保证了执政团队的总体“先进性”，真实的保证了“以民为本”

　* 一个民主文化被极力摧毁、法治文化被极力摧毁的社会，重建民主文化、重建法治文化是有相当困难的，而且可能会经历相当的阵痛，但是如果不走这一步的话，中国百姓将永远无法尝到民主文化和法治文化给百姓和社会带来的幸福富裕、优越效率和健康发展。
　　没有一个民主国家会因为民主而乱，相反如果真的会乱，是迟迟没有建立民主秩序和民主习惯的原因，主动改革才会带来多一些平稳。
　　走向民主必须付出一些代价，有人利用这些来迷惑民众。说民主不一定好。但不民主是绝对不好，民主国家的人民可以选择任一个政党执政和主导立法，但没有一个国家会有一个推崇独裁的政党被选择，没有一个国家经过人民的选择又走向独裁，证明非民主制度是不受人民欢迎的，相信非民主的国家会越来越少，只希望中国不是最后一个，真心希望。

对人民的敬畏、充分的民主、人们之间相互尊重、相互包容，是人类社会的最高境界，而不是我们所谓的“马克思共产主义”。
　　如果说还有“共产主义”的话，实际人民做为国家的真正主人，保障其定期决定这个国家核心管理团队、立法团队的权利，才是最重要的“财富”和“产”，共同平等无障碍的拥有此“产”，才是真正的“共产主义”，才能真正保障人民的切身权益。民主是真“共产主义”，独裁是假共产主义。我们的政府为了共产主义而生，现在真正的“共产主义”就在眼前，我们还需要犹豫吗？要求国家快步迈向真正的“共产主义”！

　请给国家宝贵的“反对的声音”，请给人民选择权，定期平等、充分自由的选择国家管理团队，立法团队的权利！
　　最后，请对在中国走向民主的道路上，曾前仆后继作出努力和牺牲的人们给出客观的评价。

city channel

在百度上没用搜索到“客户创造内容”的文章。是这个概念没有什么用处，还是别的原因使得这个概念没被提出来。

很容易区分客户和用户：客户就是广告商，而用户就是读者。“用户创造内容”现在谈得比较多。免费博客，免费空间，社区就是典型的用户创造内容。例如搜狐博客的用户为搜狐创造内容。

有没有客户创造内容的例子呢？淘宝网算是一个例子。淘宝网提供一个平台，让客户，也就是卖方生产网站内容，让用户来消费这些内容。电视台也逐渐成为一个交易平台，节目提供方（电视剧，广告等节目制造商）制造内容，观众消费这些内容。

交易平台的本质就是市场——具有和国美电器，苏宁电器卖场一样的功能。

要形成市场，有两个必要条件是显然的，1.用户（而不是客户）有需求——这相当于废话，不过很多建平台的人好像对此并没有深刻的理解；2.保证交易双方具有足够信任的强度。对与第二点，可以多说一些。为什么搜狐新闻频道不用“客户创造内容的模式”——让新闻生产商（传统媒体）自己来展示新闻，而采取搜狐自己的编辑来展示新闻内容？这里的解释就是因为上述的第2点：搜狐不信任传统媒体有足够的能力来获得观众的信任，因此搜狐自己替观众筛选新闻——正像国美电器为消费者筛选电器一样。

一．为个人立传。

变量：

1. 时间纵向

个人的历时经历记录

2. 时间同向

不同的个人的同时性经历记录

3. 事件集

描述变量：时间，地点，人物，主题

4. 情绪情感

纪事（客观）：

心情（主观）：欢快，忧伤，宁静，，奋进，愤怒，。。。

5. 兴趣 同好

书籍，电影，音乐，体育运动。。。

二．开发程序：

1. 寻找同城博客

2. 标签分类文章

3. 推荐文章展示

需要解决的问题：

1. 历史问题，个性问题。我为什么做了杀手？决定论的回答：从童年的个性，家庭，成长环境中寻找答案。非决定论的回答：偶然性。

2. 杀手的生存环境。大的社会文化背景，小的周围亚文化圈，职业文化圈，市场竞争环境（客户，中介，竞争对手）

3. 杀手的生存技术。杀人的技术。人际关系。

4. 杀手的情感世界。

5. 杀手的精神世界。精神结构，精神欲求，道德诉求。理想，仇恨，爱，孤独，无助

6. 杀手的智力结构。与生存无关的爱好，兴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