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通往民主的大潮中，律师作为文明职业代表，理应走在全社会前面。然而七届北京律协理事会却逆历史潮流而动，交出了相反的答卷。

2009年2月5日，第七届北京市律师协会在官方网站上公布了《第八届北京市律师代表大会代表选举办法》。此前，七届律协公布了选举办法征求意见稿。虽然不少会员提出了切实可行的中肯意见。可是，七届律协理事会对此却视而不见，充耳不闻，还是按照既定思路一意孤行。这样的选举制度，无法保证会员选出自己满意的代表，给暗箱操作留下了极大空间，作为法律人，北京律协的29名理事用白纸黑字给自己的历史留下了不光彩的一笔。

协会属于社团自治组织，与人大代表选举重要性无法相提并论。七届律协完全可以制订更民主、更能充分反映会员意志、程序更严谨的选举制度，为推进中国民主进步作出榜样。然而，事与愿违。人大的选举制度不完善已经是不争的事实，可北京律协的选举办法更是不公正到了荒唐的程度。

有比较才有鉴别，让我们把人大代表和律协的选举办法作个对照，用事实来说话。

一、律协剥夺了会员的被选举权

律协选举办法第十四条规定，“代表候选人的提出应由本人自荐、并经律师事务所或组织推荐产生。”按这条规定，会员的被选举权，实际上已经被“律师事务所或组织”剥夺，因为没有他们的推荐，就不可能成为代表候选人。请问制订这条规则的依据是什么？

北京律师协会章程第七条第一款规定，个人会员享有本会的选举权和被选举权。在第十条第六款规定，团体会员要为个人会员行使权利、履行义务提供必要的条件。规定只字未提会员的被选举权需要“并经律师事务所或组织推荐产生”，而是明确律师事务所只应为律师会员履行选举和被选举权提供方便，根本没有权力决定律师会员能不能成为代表候选人。这个并不能令全体会员满意的章程，是2008年12月20日经七届律协理事会通过的。怎么刚刚过去一个多月，制订者就变卦了呢？

让我们对比一下人大代表选举法，该法在第二十九条规定，“各政党、各人民团体，可以联合或者单独推荐代表候选人。选民或者代表，十人以上联名，也可以推荐代表候选人。”人大代表的候选人都不需要“并经所在单位或组织推荐产生”，七届律协有什么理由增加这一条呢？

二、律协剥夺了会员的知情权

律师的工作性质决定了律师各自为战，平时难以集中。有些律师即使在一个所，由于平时缺少沟通，并不一定了解个人的政治主张。

选举代表的目的是为了让代表反映自己的意志，主张自己的权利。如果候选人与会员没有必要的充分的交流，不知道候选人基本情况，不了解候选人的一贯主张，不听听候选人为大家做出什么承诺，以及用什么保证承诺的兑现，怎么可能选出自己满意代表？

为此人大代表选举法第三十三条规定，“选举委员会或者人民代表大会主席团应当向选民或者代表介绍代表候选人的情况。推荐代表候选人的政党、人民团体和选民、代表可以在选民小组或者代表小组会议上介绍所推荐的代表候选人的情况。选举委员会可以组织代表候选人与选民见面，回答选民的问题”。按说，这个这两个“可以”的规定，并不光彩，应当是“必须”。不敢和选民见面的代表怎么可能代表选民？

然而，七届律协选举办法，居然连“可以”二字都不敢用。他们也许从来没想过让会员了解代表候选人，也没想过让代表竞选产生。因此，其选举办法根本没有代表候选人与选民见面之规定。

为了选民更好地了解代表候选人，人大代表选举法第三十一条规定，“由选民直接选举的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候选人，在选举日的十五日以前公布。而七届律协的选举办法第十七条却规定，“候选人产生后，选区选举委员会应于选举日3个工作日以前张榜公布候选人名单及简历。”推出候选人到选举只有短短三天时间！，可以说，会员与代表候选人之间根本没有交流机会。

三、律协选举缺少公正程序

一般来说，公正的选举要明确起码的几条原则。一是选举人要有保密的写票环境；二是要有无利益相关的人监督投票过程；三是公开计票、唱票，当场公布选举结果。可是七届律协的选举办法对这些起码常识只字不提，给操纵选举和选举舞弊留下了空间。

人大代表选举法第三十八条规定，选民如果在选举期间外出，经选举委员会同意，可以书面委托其他选民代为投票。每一选民接受的委托不得超过三人。 七届律协的选举办法第二十一条规定，“律师在选举期间因故不能参加选举的，可以书面形式委托候选人以外的本所律师代为投票，”然而却没有标明具体数量，也就是说，按此办法，一个人替三十个人投票也不违规。

人大代表选举法第四十一条规定，在选民直接选举人民代表大会代表时，选区全体选民的过半数参加投票，选举有效。七届律协的选举办法第二十二条规定，“代表候选人或另选人获得参加投票的律师过半数的选票时，始得当选”。请注意，这个选举办法刻意回避了“选区全体选民的过半数参加投票，选举有效”，而是用“参加投票的律师过半数始得当选”。也就是说，七届律协根本不考虑有多少会员到场，他们是否能达到规定半数以上条件。

四、律协剥夺了会员的选举权

人大代表选举法第四十一条规定的还有一层意思，就是选举结果当场产生，获得多数的候选人即成为人大代表。而七届律协的选举规定则不然，他们在第二十三条规定，“北京市律师协会应在收到各选区选举结果后，7日内依据代表条件进行审核，并在协会网站向全市律师进行公示，公示期不少于5日。也就是说，会员的投票结果并不是最终结果，能不能算数，要由律协最后说了算。

综上所述不难看出，七届北京律协哪里是在依法搞民主选举，分明是玩弄权术，通过选举办法设置的一道道障碍，将会员的权利化为乌有，达到操纵协会权力的目的。

对于北京律协全体会员来说，大家最重要的权利就是选举权和被选举权。七届北京律协用自己制订的选举办法，把会员的选举权和被选举权基本上剥夺了。

按照无权利不交费、无代表不交费的原则，如果北京律协不修改现行选举办法，广大会员就有权不缴纳会费。

另外，根据北京市民政局的回函，七届律协违反社团管理办法，属于自我授权，擅自延期，处于不合法运行状态。这样的组织是否有权力制定章程、出台选举办法、选举产生新一届律师协会都需要质疑。

因此，我们将向北京市民政局及更高机构反映七届北京律协的严重问题，直到提出法律诉讼，以确保律师会员权利得到公平公正的落实。

最后，我们要敬告北京律协理事会成员：你们给两万多名北京律师制订的不公正选举办法是对协会不负责，对广大会员不负责，对律师职业不负责，也是对你们自己不负责。历史会无情地，公正地记录每个人的行为。

请各位理事们记住：人的生命是有限的，你们的权力是有限的、暂时的，民主法治、公平公正才是人类的永恒。不顾良知，不讲原则，屈从权势，虽然能得益于一时，苟且于一时，必定会给自己的人生留下永远无法抹去的污点。

推动北京律协直选律师

2009年2月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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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火灾的第二天，我在办公室听到了央视起火的消息，当时我没有“心理”。虽然几乎每次“央视”、“CCTV”这些名词出现的时候，呕心感都会涌起，但听到火灾的时候我在忙，我没有上网查查关心它的消息，我不在意是那个大裤衩还是它的配楼，我不在意它是否倒了塌了。我没有想到死人的情况，因为在我的印象中，央视的楼还没建完，人还没入住。

回来听说，死了一个消防员，我心里一阵悲凉。我说，这样一个年轻人（对，我强调的是年轻），所有的希望和梦想全都破灭了，人已经死了，现在最重要的是要赔偿补偿他的家庭，他的家里肯定不属于富人阶层，现在哪有富人的儿女，官员的儿女去当消防员的。我还说，他妈的那些央视当官的怎么没死，死的都是这些做事的人。虽然我内心并不愿意那些当官的人死掉，但是口中还是这样说了，受一种“媚俗”（谴责央视之context）的惯性的驱使——满足别人（不仅是满足自己）那种的谴责央视的心理需求，一种非自我理性的从众心理的驱使。

今天，看到张鸣老师写了一篇关于禁放烟花的文章提到央视，才知道央视是放烟花时“自焚”的。到优酷上找了公民记者们拍的视频看，大火熊熊的场景让我觉得非常可惜，心理难受。这栋楼得花多少钱建啊，就这么烧掉了，多浪费啊。这些钱不是别人花的，正是我们这些人花的。央视他妈的烧的不是央视自己的，它是我的、我们的钱。

烧了就烧了。

但是他妈的不会再建吗？肯定会再建的，他妈的还是用我们的钱。如果他妈的不是用我们的钱，把中央电视塔炸了都活该。我他妈也只能苍白无力的骂几句“他妈的””而已。

我常常害怕大众的非理性，但是又有什么值得害怕的呢？那些央视的傻逼他们害怕吗？既然他们都不害怕，我他妈为他们操什么心！事实上，是不是我们太理性了呢，一个个奴隶的温顺的理性还是不是可以称之为理性！

有几天没有光顾，今天没用代理，发现打不开了。

一直就小心翼翼，但现在无所谓了。

我这一例，当是当下言论控制收紧的例证之一。

谨记！

2008年第12期 炎黄春秋杂志

     20世纪80年代，是中华民族充满蓬勃生机和创造活力的年代，是一个民心凝聚、民气顺畅，上下同欲、刷新历史的年代。

　　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实现了中国历史上新的伟大的转折。

　　1982年，党的十二大拉开了中华民族全面开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序幕。

　　从农村改革发轫，随之是城市经济体制改革，继而科技体制改革，教育体制改革，从经济基础到上层建筑，一个全方位的改革大潮在神州大地骤然兴起。

　　在那个年代，邓小平同志作为总设计师，高瞻远瞩，掌舵导航；胡耀邦、赵紫阳披肝沥胆，全力推进。我那时在他们领导之下，按照中央的部署，全过程主持了《中共中央关于教育体制改革的决定》这一文件的酝酿、调研和起草工作。

　　教育改革问题，是小平同志最早提出并始终高度关注的问题。早在1975年，他第一次复出，看到教育被“四人帮”糟踏得不成样子，就痛心疾首地提出：“教育也要整顿。”试图纠正被“四人帮”搅乱了的政治是非和思想理论是非。可惜，历史没给予他机遇。他奋力整顿的结果是，教育界的乱象非但没有制止，他自己反倒被扣以“否定文化大革命”的罪名，重遭罢黜。教育界一些跟随他搞整顿的同志甚至被迫害致死。教育界因此也更成为沉疴难愈的重灾区。

　　粉碎“四人帮”之后，小平同志再度复出。在整个国家百乱待理、百废待兴的局面下，他自告奋勇，主动要求抓教育和科技。1983年，他鲜明地提出：“教育要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

　　1984年，《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颁发。小平同志给予高度肯定和赞扬，说它“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社会主义实践相结合的政治经济学，是一大发明，一大创造”，同时他又特别强调说：我认为，经济体制改革决定的第九条最重要。第九条说些什么呢？中心说的是知识和人才，说的是科技和教育。文件中说，“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必须尊重知识，尊重人才”，“科学和教育对国民经济的发展有极其重要的作用。随着经济体制的改革，科技体制和教育体制的改革越来越成为迫切需要解决的战略性任务。”

　　可见，作为一个战略家，小平同志对科技教育问题一直是牵萦于怀、记挂于心。

　　当时，中央对教育改革的认识是明确而清醒的，决策是坚定而有力的。

　　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是1984年10月20日十二届三中全会通过的。时隔仅仅一个星期，10月29日，中央书记处就开会讨论决定，将科技、教育改革提上日程，并成立领导小组。这个小组由胡耀邦、赵紫阳同志主持，日常工作由万里同志领导。万里同志在会上提出：让启立负责。领导小组下边设立两个工作班子，分别由教育部和国家科委主要负责人牵头，尽快提出关于教育体制和科技体制改革的初步方案。由此，教育体制改革文件起草工作正式启动。

　　教育体制改革究竟改什么，现实的教育实践弊端在哪里？造成这些弊端的体制根源是什么？改革朝着什么目标、什么方向去改？需要什么样的制度设计和政策调整？从哪里做突破口？怎样抓住关键环节？这些问题，是教育体制改革必须解决的，也是文件必须回答的。

　　11月14日，中央书记处专门听取讨论了教育部关于教改问题的汇报提纲。此前的11月6日，万里同志和我找教育部同志就教育改革的一些重要问题一起商议，请他们认真准备一个提纲，向书记处汇报。可能因为时间仓促，也可能因为思想认识上的差异，汇报提纲没通过。耀邦同志说，如果作为文件的框架，汇报提纲主要问题没抓住，显得主次不分，眉目不清，旗帜不够鲜明。他说，关于教育改革，这次要写出一个纲领性文件，要抓住教育上的主要问题，主要矛盾，旗帜鲜明地做出回答。所谓“纲领性”，就是要重点突出，观点明确，条理清楚，语言简洁。他强调说，教育改革是中央的大事，国家的大事，搞文件就是抓大事，要下大力气，认真调查研究，坚持群众路线，集中全国教育工作者和广大人民群众的智慧，写出一个好文件，指导推动教育体制改革。时间宜早不宜晚，工作要往前赶。

　　这次书记处会表明了中央对教育改革的高度重视和对文件的明确要求。任务很重，时间很紧迫，容不得再迟疑拖延。于是我把手头工作排了排序，将主要精力投放到研究制订教改文件上来。

　　我首先阅读了一些有关教育方面的文献资料，并对当时苏联、美国等国家的教育制度，特别是战后德国、日本高度重视教育尤其是基础教育、职业教育的经验做了些考查了解，然后，我决定自己到第一线去调查研究。11月20日，我带着教育部、中央办公厅和文件起草班子的同志乘火车南下，第一站到了安徽，在合肥、芜湖，先后同省市各级教育行政部门，大、中、小学的领导和教师们座谈。安徽一些大学的书记、校长们最集中的反映是，高校办学活力不足，政府行政部门管得过多过死，在财政体制，招生制度、用人制度、分配制度上都是僵化模式，学校没有自主权，难以成为独立自主的办学主体，也缺乏积极性，内在潜力发挥不出来。高校培养出来的学生社会反映怎么样？我们请省经委、计委、政法委等一些部门管干部和人事的同志，从用人的角度来谈教育改革。他们反映，一方面是人才奇缺，各地、各部门、各系统都需要大量的符合社会要求、有觉悟、有能力的专门人才；另一方面，是以往分配来的不少大学生不对路，不合乎需要。政法委的同志们反映，全省公检法司系统总共近三万从业人员，其中大专程度的仅占现有干部的5.8%，而学政法专业的更少，仅占现有干部的3.9%。计划到1990年要新增加2万多人，每年需增加3600多人，但目前每年最多分配二三十个学政法专业的，加上中专生，还不够自然减员的数目；律师尤其奇缺，搞经济司法的几近于空白。省计委的一位主任谈到，目前存在五大矛盾。一是需要和供给的矛盾。1984年全省上报需11万人，可供分配的仅占26%。二是学校的学科设置与实际需要的矛盾，一些传统专业的人相对较多，而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所急需的人才则严重短缺。三是需要与质量的矛盾。一些专业、学科的教材相当陈旧老化，和五六十年代差不多，有的内容甚至成了笑话。四是学生知识结构上专和博的矛盾。现在是专业过窄，学工程的不讲经济，不懂资金和成本构成；学经济的不懂法律；学政治理论的不懂系统工程和经济管理。五是学和用的矛盾。现在的学校与社会联系少，学生参与社会实践更少，以致有些学建筑的大学生对基本建设的程序名词都不懂；学文科的某些学生，古今中外这诗那词背得很多，参加工作后连个报告都不会写，一个文科大学生出去调查，回来三个月写不出来一份调研报告。

　　安徽的同志们认为，目前教育的状况远不能适应现代化建设的需要，搞不好还会拖后腿。教育体制改革势在必行。

　　11月24日，我们从安徽到达江苏，先后在南京、苏州、无锡，进行调研考察。江苏和安徽存在着一个共同问题，就是僵化的管理体制束缚了教育发展。江苏省有26所部属高校，分属20个不同的部，地方44所高校，由于体制原因，形成条块分割，各院校都搞大而全，小而全，形成资源极大浪费。江苏地处长三角，特别是苏南地区，经济发展很快，乡镇企业异军突起，在全国处于领跑地位。这就使得江苏对职业技术教育有着更深切的感受和更紧迫的要求。顺应这一形势，苏州市从1982年开始，逐步建设一个职业培训体系。全市已普及初中教育，毕业生约75%升学，在升学的部分中进普高与职业中学的比例达到1∶1，这个比例无论在全省乃至全国都是高的。未升学的初中毕业生经过一年半培训进厂当工人，职业中学学生经过两三年培训当技工，高等职业学校学生经过三年培训当技术员和高级技工。这样一个培训体系，使全市劳动力素质迅速提高，而劳动力素质的提高，又强有力地推动了经济发展。江苏的做法使我想到了德国（当时的西德）的职业教育。上世纪60年代初，我曾出访西德，那里的人告诉我：在德国，仅凭一纸文凭定终身的时代早已过去了，社会不仅看文凭，更要看你能干什么，解决问题的能力怎样？博士文凭不一定比职业教育文凭更值钱。从江苏的实践看，加强职业教育已成为经济建设所必需。

　　11月27日，我们从江苏转赴江西。江西是革命老区，也是经济相对欠发达地区。尽管建国后老区面貌有很大变化，但经济基础仍然十分薄弱，特别是在一些山区，“交通基本靠走，通讯基本靠吼，安全基本靠狗”。当年红军驻扎过的宁冈县，1983年全县人均年收入才190元。与此相对应，教育的状况特别是中小学的状况，条件相当艰难。我们考察走访了一些山村小学，相当一些学校缺乏基本的办学条件，校舍破败，少门缺窗，夏不避雨，冬不挡风，学生的课桌就是几块土坯垒起来，真的是“黑屋子，土台子，泥孩子”，看了令人心情沉重。教师待遇也很可怜，拖欠工资十分普遍，有的教师几乎自己温饱问题都没解决，完全凭着良知坚守在教育岗位上。江西的情况有特殊性，但问题有普遍性。

　　12月2日，我们又从江西南下广东。广东属沿海开放地区。由于城乡经济改革的推动，教育改革也充满了生机和活力。广东高校数量比较少，改革开放以来，人才需求激增，为适应经济和社会发展需要，他们不拘一格，多层次、多渠道、多形式办学，电大、夜大、函大，还有各种培训班，如雨后春笋，方兴未艾。广东人发扬敢想、敢闯、敢试的精神，大胆突破一些体制障碍，为教育改革提供了一些实践经验。

　　这一次调研，历时半个多月，辗转四个省，前后到过几十所学校，大大小小开了近百个座谈会，与逾千人座谈、交流、讨论。在这个过程中，有时是冷静的比较和探讨，有时是激烈的辩论和争论。为了节省时间，提高效率，我们一般把行程安排在白天座谈、考察、参观，晚上乘车赶路，在火车上就白天听到看到的情况进行消化、议论、归纳。经过这样一个相对比较集中、系统深入的调查研究之后，对整个教育领域的基本状况、基本矛盾、基本问题就有了较为清楚的了解。

　　在调研中，我们痛切地感受到，教育领域里还残存着“文革”遗毒和“四人帮”干扰破坏的问题，有“左”的指导思想影响的问题，也有经济能力和发展水平的制约问题，但是，就整个教育而言，最大的弊端，乃是在于长期计划经济体制下所形成的僵化模式。一个拥有几十个民族、十多亿人口的大国，各地情况迥异，基础各不相同，发展很不平衡，但统统实行同一种办学模式：清一色的全日制，正规化，统一招生，统一考试，统一教材，统一标准，统一学制……大学无论是部办、省办、国办，一概统招统分统配，其结果是，学校吃政府的大锅饭，学生吃学校的大锅饭，学生只要考进大学，就像进了保险箱。在教育结构上，高等教育，基础教育，职业教育，设置比例严重不合理；片面强调高等教育，轻视基础教育，职业技术教育十分薄弱（据统计，当时职业学校在高中教育阶段中的比例不到10%）。在教育思想上，从文革中“知识越多越反动”、“白卷英雄”，又正在走向另一个极端，即“万般皆下品，唯有大学高”，唯学历、唯文凭，盛极一时，形成“千军万马过独木桥”的局面。在高校里，较普遍存在着重理工、轻人文，重智育、轻德育，重学历、轻能力，重理论、轻实践的倾向。基础教育严重滞后，师范教育不受重视，在广大农村，特别在一些老少边穷地区，学校数量少，条件差，师资缺乏。在学校管理体制上，由于政府权力过于集中，学校无法成为一个独立自主的办学主体，外无压力，内无动力，整个学校缺乏活力。学校的教材几十年一贯制，从课程设置，教材内容到教学方法，在相当程度上是为了一纸大学文凭，严重脱离了现代化建设和社会发展的需要。于是就形成了这么一种局面：一方面，我们财力窘困，穷国办大教育，投入不足，经费奇缺，另一方面，投入的经费效益很差，造成事实上的极大浪费；一方面，各条战线都痛感人才匮乏（当时，全国4000万技术工人中，高级工只占2.3%，三级工以下的占70%），另一方面，学校培养出来的不少人才又因不合实际需要而形成大量积压；一方面，教育行政部门把人、财、物统得很死，另一方面，真正需要协调、需要统筹的事情却又因条块分割，无人问津……

　另外，就全社会而言，特别各级党委和政府，抓经济建设的劲头都很大，真正把教育事业提到现代化建设战略地位高度，从认识上到行动还远未到位，轻视教育、轻视知识、轻视知识分子的问题依然不同程度地存在着；教师地位低、待遇差的问题也没解决，这就造成教师队伍不稳定，优秀教师留不住，等等。

　　一个十多亿人口的民族，有过亿的人口处于文盲半文盲水平，而整个国家的教育又是一个同经济改革和现代化建设远不适应的状况，如不改变，整个民族的素质都要受到影响，又何谈社会主义现代化？中国教育的现状再也不能继续下去了，教育改革的问题再也不能拖延下去了！

　　在调研过程中，我们一方面深切感受到教育问题的严重性，同时也深切感受到广大干部、群众和广大教师对教育改革的热烈期盼和空前的积极性。在调研中，许多教师、校长、教育科学工作者和教育行政部门的领导干部常常和我们交流讨论到深夜，有的同志还主动拿出书面报告和建议。

　　回到北京，我将调研情况以及对教育改革的认识和思考经过梳理，于12月22日给胡耀邦、赵紫阳及中央文件起草领导小组写了一份《关于教育体制改革的几点意见》的书面报告。在这份报告中，我陈述了现行教育体制存在的弊端，重点提出了几点设想和建议。其基本观点是：教育必须为社会主义建设服务，社会主义建设必须依靠教育。教育改革的目的是培养人才，要培养适应现代化建设的数以亿计的高素质的劳动者和数以百万、千万计的社会各个领域的专门人才；教育改革的目标是建立和经济体制相配套的，符合中国国情、适应经济和社会全面发展要求的教育体制。主要措施：一，改革高校管理体制，首先是改革招生计划和分配制度，在党和国家大政方针指导下，逐步改变高等学校全部按国家计划招生，毕业生全部由国家包下来分配的办法，增强高校主动适应社会发展需要的动力和活力，改变政府对学校统得过多、管得过死的弊端，使高校成为依照国家法律和教育规律办学、相对独立的办学实体，逐步建立和完善高等学校内部管理体制，充分调动高校办学的主动性、积极性和创造性。二，改革中等教育结构，大力发展职业技术教育。这是德国、韩国等许多国家快速发展的“秘密武器”，我们应认真研究和借鉴。三，稳定中小学教师队伍，组织全社会力量，加强基础教育，在中国建立九年义务教育制度。义务教育的经费应当由国家和社会“包”起来。四，为了加强对教育体制改革的领导，建议成立中央、国务院教育领导小组，统筹考虑教育改革和发展的大政方针，研究制定相应对策，把教育事业纳入经济和社会发展总体规划之中。

　　这份报告送上去之后，政治局常委们很重视。陈云、李先念同志都圈阅了报告。赵紫阳同志12月27日对报告批示：所提改革的精神和原则都同意。同一天，耀邦同志也表示，同意紫阳同志意见。报告送给小平同志，小平同志12月30日批示：“很赞成。”

　　有了政治局常委原则上的肯定，我们以这个报告的基本精神为骨架，抓紧对文件进行构思布局。

　　1985年1月8日，即小平同志对报告批示后一个星期，耀邦同志和中央书记处再次听取了文件起草小组的汇报，正式敲定文件的指导思想、基本宗旨以及框架结构。耀邦同志强调，我们讲的教育改革是体制改革，体制改革改些什么，怎么改，这些道理在文件中一定要讲清讲透，其他次要的，零零星星的就不讲了；制定文件要着眼于解决问题，推动工作，写上了就要落实，定下来就要干。

　　3月16日，领导小组再次开会研究讨论。就在这次会上，有关教育体制改革中的若干重大方针政策问题得以拍板定案。会议确定，必须狠抓基础教育，要把在全国城乡实行九年义务教育，作为关系民族素质提高和国家兴旺发达的重要战略任务，动员全党和全社会，用最大的努力，积极地有步骤地予以实施。要在中央领导统筹之下把基础教育管理的责任和权力交给地方政府；调整中等教育结构，把职业技术教育放到十分重要的位置；大力改革高等教育，对高校实行简政放权，改变过去对毕业生由国家包下来统一分配的制度，改变政府对高等学校统得过多的管理体制，在国家教育方针指导下，扩大高校办学自主权，增强学校主动适应经济和社会发展需要的积极性和能力；要增加国家（包括中央和地方政府）对教育的投入，在今后一定时期内，政府拨款的增长要高于财政经常性收入的增长，并使按在校学生人数的平均教育经费逐步增长，同时要多渠道筹措教育经费，调动各方面办学的积极性，要鼓励和指导企业、社会团体和个人办学。会议确定，为了加强对教育工作的领导，统筹整个教育事业的改革和发展，国务院设立全国教育委员会，统筹协调教育事业。会议还提出，办教育也要纳入法治轨道，要考虑研究教育立法问题。

　　为确保文件的质量和进度，一月中下旬，文件起草小组加强和充实力量，把曾经参与起草中央经济体制改革文件的几位同志也调进来。充实后的起草小组综合中央领导同志和几次书记处会议讨论的精神，反复研究，反复讨论，写出了第五稿。根据书记处决定，将第五稿作为一个讨论稿，发给各省、自治区、直辖市、中央各部门、各民主党派、各群众团体征求意见。六届人大三次会议期间，还专门征求了人大常委、部分全国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的意见。

　　4月份，文件起草小组汇集了各地、各部门、各方面对第五稿提出的修改意见（其中书面意见有三百份），连续修改三次，形成第八稿。

　　为了借鉴吸取外部经验，增强改革的国际视野，教育部派了一个调研小组带着第八稿，专程赴美国征求美籍华人专家、学者对教育改革的意见和建议。调研小组在美国先后访问了几十位专家学者，其中杨振宁、李政道、林家翘、聂华桐等一批世界知名的专家学者都发表了许多中肯切实的意见。文件起草小组吸纳了他们的意见，改出第九稿。

　　5月13日，中央书记处开会，逐段逐句逐字讨论了第九稿。会议原则上通过了这个稿子，同意将这个稿子再作修改后作为主要文件交全国教育大会学习、讨论。

　　5月5日至20日，党中央、国务院在北京召开改革开放以来的第一次全国教育工作会议。会议的中心任务就是学习邓小平同志和中央领导同志关于教育工作的指示，讨论修改《关于教育体制改革的决定》（草案），同时研究贯彻落实的措施。

　　在这次大会上，万里同志代表党中央、国务院做了讲话。会议开得隆重、热烈而富有成效。分组讨论时，与会同志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既领会中央关于教育改革的基本指导思想，又结合实际提出了在本地区、本部门贯彻落实的办法和措施，还对文件提出了一些建设性的意见。

　　5月19日，小平同志到会做了《把教育工作认真抓起来》的重要讲话。

　　小平同志在讲话中说，教育体制改革的决定草案是个好文件。纲领有了，蓝图有了，关键是要真正落实。小平同志在讲话中再次强调科技和教育的重要性，他说，“我们国家，国力的强弱，经济发展后劲的大小，越来越取决于劳动者的素质，取决于知识分子的数量和质量。”“中央提出要以极大的努力抓教育，并且从中小学抓起，这是有战略眼光的一着。如果现在不向全党提出这样的任务，就会误大事，就要负历史的责任。”小平同志还说，“一个地区，一个部门，如果只抓经济，不抓教育，那里的工作重点就是没有转移好，或者说转移得不完全。忽视教育的领导者，是缺乏远见的、不成熟的领导者，就领导不了现代化建设。”

　　小平同志这些话，如高天裂帛，振聋发聩。作为党和国家领导人，把教育的全局性、战略性、基础性意义讲得如此透彻，如此鲜明，如此精准，从未有过。正是小平同志这篇经典讲话，把整个会议推向了高潮，也使全党同志和全国人民特别是教育领域的同志倍受鼓舞。5月27日，中央政治局开会讨论了文件（草案），同意正式公布。全国各地迅速行动，纷纷学习小平同志讲话和《中共中央关于教育体制改革的决定》，制定贯彻落实中央关于教改决定的具体措施。教育改革随着经济改革的步伐，犹如春潮涌动，呈现出空前强劲的发展态势。

　　时光流转，白驹过隙，转眼之间，20多年过去了。中国的改革开放已迈出了历史的新步伐，国家的面貌和实力已经发生了巨大变化。中国的教育事业和教育改革的发展在深度和广度上与当年早已不可同日而语。作为当时指导和推动教育改革的文件，是受限于那个时代认识和实践的产物，其是非功过也应由时间和实践去裁定。今天，重新回顾那个文件的诞生过程，在中国的改革发展史上，也许只算得大河中的一朵小小的浪花或短短的插曲。我有幸参与其中，所扮演的角色，用今天的话说，可能算个项目负责人或者说施工小队长吧。当时付出的辛苦和劳作也不足为道，只是今天再来回顾那段历史，有几点感悟，让人铭心刻骨，永志难忘。

　　第一，国之命脉，端在教育。一个执政党在谋划整个民族振兴之计的时候，把教育作为一种国家战略，视为关系国家前途命运的大事，由中央制定文件来推动，来促进；党和国家的主要领导人，把事关全民利益的教育视为千秋基业，国脉所系，扎扎实实地研究，扎扎实实地解决，把这叫做“远见卓识”，我认为是当之无愧的。作为中央文件，《决定》不仅旗帜鲜明地提出了教育体制改革等方向和指导思想，而且对教育改革和发展提出了一系列具体政策和要求。目标方向当然很重要，但仅仅停留于此是远远不够的，不解决“路”和“桥”的问题，“过河”就是一句空话。20多年前制定的那个文件可能有许多地方还需要修正、完善、补充，但那时对教育地位、意义的认识，今天看也还是很到位的，当时提出的教育改革的任务和目标也是很明晰的，当时提出的一些政策措施也是符合当时的客观实际的。即使今天来审视，我以为，中国教育的关键，仍在体制；中国教育的前途，仍在于改革。

　　第二，开放、民主的决策。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党内政治生活呈现出空前生动活泼的局面。中央对一些重大问题的决策是极为周密审慎和民主开放的。那时起草一些重要文件，不是个别或少数人出个题目，然后找几个秀才或笔杆子关起门来搞，而是大张旗鼓，明明白白地告诉全党，要讨论决定什么问题，然后集全党全国之思想智慧，各种思想，各种意见反复比较，最后才作决定。比如讨论教育改革，从中央到地方，从机关到基层，从干部到群众，从理论工作者到实际工作者，尽可能做到广泛、充分地参与和表达。在正式决定之前，认真收集、广泛听取各方面、各部门、各地区、各党派、各阶层、各界别的意见和声音。据粗略统计，先后参加讨论这一文件的，约在一万人次以上。说文件集中了全党全国人民的智慧，不是套话，也不是谀词。那时候，中央书记处实际上只是党中央的一个办事机构，大量的功夫和精力是用在调查研究上。老实说，当时中央的几位主要领导人，其个人素质、能力、智慧、胆略都是出类拔萃的；但他们总是作为领导集体中的普通一员，真诚地、实心实意地研究听取各种意见，特别是与己不同甚至完全相左的意见。书记处讨论问题时，鼓励大家畅所欲言，当面争执。当然，这种局面更多的是靠主要领导人的个人魅力、素质、修养、风范来维持的，尚未能形成完整的制度规范。这是值得认真研究总结的。

第三，执政党的历史担当。记得在教育大会闭幕时，小平同志最后讲了一段令人振奋、令人鼓舞的话，他说，“我很高兴，从去年十月以来，中央相继做出了三项改革决定。这些改革的总目标是一致的，都是为了使我国消灭贫穷，走向富强，消灭落后，走向现代化，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在七个月的时间里，办了过去多年想办而未办成的事。这一事实，表明我们党的认识能力有了新的提高，表明我们党已经能够创造性地运用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来解决当代中国社会主义建设中的许多新问题。”这段话，已经超出了对教育改革文件的评价，而是对当时的中央领导集体在那一个时期总体工作的褒奖和肯定。当然，这个话也不是随口而出的。以我个人的体验，当时在小平同志指导下的中央领导集体，在改革开放之初，面对历史选择，顺乎潮流，应乎人心，表现出强烈的自觉的推动民族走向富裕、走向文明、走向民主、走向进步的历史主动精神和创造精神，他们在历史的转折关头，在时代的大考面前，所显示出来的道义担当和责任禀赋，刚毅品格，和对工作高度负责的求实精神，使我至今想起还怦然心动。这一点对于我们各级干部和广大教育工作者，任何时候都是有吸取和传承价值的吧。

20090115

各位公民：八年来，我有幸担任你们的总统。新世纪的第一个十年是一段意义重大的时期——一个时间分界点。今晚，我怀着一颗感谢的心，请求一个最后的机会，就我们一起走过的旅程以及国家的未来，与诸位分享一些想法。
　　五天后，世界将目睹美国民主的活力。按照我们立国时的传统，总统之位将传给你们——美国人民所选择的继任者。站在国会山的台阶上的，将是一个其故事可以说明我们国家持久承诺的人。这是我们全国的希望与骄傲的深刻。我和所有美国人一起，向总统当选人奥巴马、他的妻子米歇儿以及他们两个美丽的女儿致以最美好的祝愿。
　　今晚，我满怀感激——感激副总统切尼以及行政成员们；感谢劳拉，她给这个家带来欢乐，给我的生活带来爱；感谢我们了不起的女儿芭芭拉和詹娜；感谢我的父母亲，他们的榜样为我提供了毕生的力量。最重要的是，我感谢美国人民给我的信任。我感谢你们的祈祷鼓舞了我的灵魂。我感谢你们在过去八年让我目睹了无数体现勇气、慷慨与仁慈的行动。
　　今晚，我的思绪回到我站在这个地方向你们致辞的第一个晚上——2001年9月11日。那天早上，恐怖分子夺走了近3000性命，这是自珍珠港事件以来，美国遭遇的最严重的袭击。我记得于三天后站在世贸中心的废墟中的情形，周围是全天候工作的救援人员。
　　我记得我跟那些在五角大楼烟雾弥漫的走廊里工作的勇敢灵魂谈话，跟那些登上93号航班最终成为英雄的人们的妻子们谈话。我记得阿琳·霍华德（Arlene Howard），她把已经陨落的儿子的警察勋章给了我，提醒我我们失去了什么。我仍然戴着他的徽章。
　　随着时间的流逝，大多数美国人可以回归911之前的生活，但我就不能。每天早上，我都收到一份关于我国面临威胁的简报。我发誓要尽我所能保证我们的安全。
　　在过去七年，一个新的国土安全部成立了。军队、情报界以及FBI已经警告改造。我们的国家装备了新的工具去监控恐怖分子的活动，冻结他们的金融，打破他们的阴谋。而且在强大盟友的支持下，我们向恐怖分子以及那些支持他们的人们发起了战斗。
　　阿富汗已经从塔利班窝藏基地组织、在大街上对妇女行石刑的国家变成一个年轻的民主体，与恐怖主义斗争，鼓励女孩子去上学。伊拉克已经从一个残暴的独裁国家和美国的死敌变成一个位于中东之心的阿拉伯民主体，变成美国的朋友。
　　很多这些决定引起合法性的争论，但其结果却是无须争论的。七年多里，美国领土没有再遭遇又一次恐怖袭击。这要归功于那些日夜辛勤工作保卫我们的安全的人们——执法人员，情报分析家，国土安全和外交人员，以及美国武装部队的男女成员。
　　在危险时刻，公民自愿捍卫国家，这是我们国家之福。我珍惜与这些无私的爱国者以及他们的家人的会晤。美国欠你们一份感激。致今晚所有在聆听的全体男女军人：作为你们的三军总司令是至高无上的荣耀。
　　我们的部队发起的战斗属于更为广泛的、两种根本不同的制度之间的斗争的一部分。在其中一种制度下，一小撮狂热分子要求全体服从一种压制性的意识形态，迫使妇女卑屈，杀害不信仰者。而另一种制度则是基于这样的信念：自由是万能的上帝赋予所有人的礼物，自由与正义照亮和平之路。
　　这是我们的立国信仰。从长期来看，推广这种信仰是保护我们公民的唯一可行办法。当人们生活在自由之中，他们就不会愿意选择追求恐怖主义运动的领袖。当人们对未来充满希望，他们就不会愿意把生命交给暴力与极端主义。
　　因此，美国在全世界推广人的自由、人的权利以及人的尊严。我们支持异见人士及年轻的民主体，提供爱滋病药物让濒临死亡的病人恢复生机，不让疟疾伤害母亲与婴儿。这个仅为自由而生的伟大共和国带领世界走向自由属于所有国家的新时期。
　　八年来，我们还努力扩大国内的机会与希望。在全国，学生们正起来满足公立学校提高了的标准。一种新的医疗处方药福利正为长者及残疾人带来内心的平静。每一个纳税人要支付的收入税减少了。
　　透过以信仰为基础的项目，上瘾者与受苦者找到了新希望。脆弱的生命得到更好的保护。用于退伍军人的资金几乎翻了一番。美国的空气、水和陆地更加清洁。而且联邦法官席上有了像法官阿利托（Sam Alito）和首席法官罗伯茨（John Roberts）这样睿智的新成员。
　　当我们的繁荣面临挑战，我们起来面对。面对金融崩溃的前景，我们采取了果断措施保护我们的经济。努力工作的家庭面临非常困难的时刻，但如果我们不采取行动，损失会严重得多。所有美国人团结在一起，凭着决心以及努力的工作，我们将让经济重上增长之路。我们将再一次向世界展示美国自由企业体系的弹性。
　　和此前负责这个办公室所有人一样，我曾经历挫折。如果还有机会，在一些事情上我会改变做法。然而，我在做事的时候总是心怀我们国家的最佳利益。我按照我的良心，并做了我认为正确的事情。你可能不会同意我所作出的一些艰难决定。但我希望你们明白我愿意作出这些艰难的决定。
　　未来十年，我们的国家将面临更多艰难的选择，一些指引性的原则可以指明我们的方向。
　　尽管我们的国家比七年前安全，我们的民众所面临的最严重威胁仍然是再度发生的恐怖袭击。我们的敌人很有耐心，决心再次袭击。美国没有寻求挑起冲突，也不应该遭受这些冲突。但我们已经肩负庄严的责任，我们必须面对。我们必须抵制自满。我们必须保持决心。我们绝不能放松警惕。
　　与此同时，我们必须继续怀着信心与明确的目标与世界接触。面对海外的威胁，转向内部寻求安慰是很有诱惑力的。但是我们必须拒绝孤立主义及作为其同伴的保护主义。在21世纪，国内的安全与繁荣有赖于自由在海外的扩大。如果美国不带领自由事业，这项事业就得不到指引。
　　在我们解决这些挑战——以及其他一些我们无法在今晚预测的挑战时，美国必须维持我们的道德明确性。我经常跟你们说善与恶。这令一些人感到不舒服。但善恶存在于世上，两者之间不会有任何妥协。无论在何时何地，把杀害无辜者作为推广意识形态的手段都是错误的做法。
　　让人们摆脱压迫和绝望是永远正确的。国家必须继续为正义和真理发言。我们必须始终愿意行动起来捍卫它们，推进和平的事业。
　　杰斐逊总统曾写道，“我喜欢未来的梦想更甚于过去的历史。”在我离开这个他于两个世纪前所在的地方时，我赞成他的这种乐观精神。美国是一个年轻的国家，充满活力、不断成长和自我更新。甚至在最艰难的时刻，我们都会放眼前面广阔的地平线。
　　我对美国的诺言有信心，因为我知道我们人民的特质。这是一个鼓励移民为自由的梦想而冒险的国家。这是一个公民可以在危险的时刻表现平静，在苦难面前展示怜悯的国家。我们看到，我们周围就有美国特质的榜样。劳拉和我已经邀请当中一些人今晚到白宫。
　　我们看到里卡斯钠博士（Dr. Tony Recasner）的美国特质，这位校长在卡特里娜飓风的废墟中开办一所新的特许学校。我们看到麦地那（Julio Medina）身上的美国特质，这位前囚犯带领一个以信仰为基础的项目，帮助囚犯重回社会。我们在上士麦达德（Staff Sergeant Aubrey McDade）身上的美国特质，他负责伊拉克的一次埋伏并拯救了三名同伴的海军陆战队队员。
　　我们在克里斯托夫（Bill Krissoff）这位来自加州的外科医生身上看到美国特质。他的儿子内森（Nathan）是一位海军陆战队队员，在伊拉克献出了生命。当我和克里斯托夫及其家人会面时，他带来了一些令人吃惊的新闻：他告诉我，他像加入海军医疗队以纪念他的儿子。这位好人60岁了——比年龄上限大了18岁。
　　但他的豁免申请得到了批准，而且在过去的一年里，他已经接受战地医学训练。克里斯夫少校今晚不能出席，因为他很快就要部署到伊拉克，在那里，他将帮忙拯救美国受伤的勇士，维护他已逝儿子的遗产。
　　从这些公民身上，我们看到了我们国家最美好的一面——弹性与希望，关怀与强大。这些优点让我对美国怀着不可动摇的信念。我们曾面临危险与考验，前面还会有更多危险与考验。但凭着人民的勇气，以及我们对理想的信心，这个伟大的国家永不疲惫……永不动摇……永不失败。
　　担任你们的总统是我一生的荣幸。我们有过好日子也有过艰难日子。但每一天，我都因我们国家的伟大而受到鼓舞，都因我们民众的善良感到振奋。能够代表我们所爱的这个国家，这是我的福份。我将永远为一个比其他任何头衔更有意义的身份而感到荣幸：美利坚合众国公民。
　　最后，我的美国同胞们：晚安。愿上帝保佑白宫和我们的下一任总统。愿上帝保佑你们和我们了不起的国家。谢谢你们。

    由于土地的用于农业的产值低于用于其他方面的产值，这样如果没有十八亿亩耕地指标的存在，那么，在自由市场的情况下耕地面积的减小是肯定的。因此为了保证粮食供应安全，以严厉的行政手段干预土地使用，保证耕地面积就是必须的。这就是十八亿亩耕地红线存在的逻辑。

   茅于轼说，十八亿亩耕地红线的划定是计划经济的表现说到本质上了。但是茅于轼没有说的是，十八亿亩耕地红线是个“阳谋”，是一个让政府权力继续控制任何土地使用权交易审批权，获取权力租值的一个阳谋。因为只要有这条红的存在，各级官员控制土地自由流转的权力就理所当然。所谓土地私有化就永远不能够变成现实。阳谋的本质是防止让农民控制土地使用权，处分权，收益权。

   反对土地私有化的学者大多学问没做好，或者站在国家利益的立场上反对个人（农民）利益，或者是思维逻辑有问题（如秦晖说的李昌平），或者兼而有之。学问做的踏实认真的秦晖教授已经证明过，所谓土地私有化导致中国帝国时代的激烈的土地兼并，继而引起“无地则反”的理论是错误的。其实理由非常简单，近于常识。把一件东西的处分权置于分散的个人手中更容易引起兼并，还是集中于某个非民选的代理人（在中国就是各级政府官员）手中更容易兼并？基于逻辑和日常经验，肯定是后者更容易兼并土地，而且我们可以说，中央政府是最大的土地兼并者。这是其一。其二，秦晖论证过，即使是私有制下的土地兼并存在，中国的农民暴动更多的不是针对“地主”，而是朝廷，因为朝廷才是剥夺农民利益最大的压迫者。地主和农民的关系比朝廷与“自由农”关系好的多。这点也容易理解，因为地主和农民形成了利益的共同体（不仅是由宗族血缘形成的共同利益），类似于现代企业与员工的共同体。而朝廷与农民的利益链的层级更加长一些，所以地主比朝廷更加在乎农民的利益。朝廷本质上是破坏地主农民利益共同体的“第三者”。

   反对土地私有化的学者（如果他们是真诚的话）一般来说是没有掌握好经济学原理。

    1.限制自由交易（例如土地权利的交易）大多产生福利的损害。所以要特别小心的论证：从不长的长期来看，限制自由交易是否带给双反的利益超过自由交易的利益。——如果有充分的证据证明，限制毒贩与吸毒者的毒品交易带给吸毒者的长期利益大于其交易（吸毒）的短期利益，禁止毒品交易才是正当的。

   要禁止土地自由交易，就必须证明土地交易带给农民的长期损害大于其交易后的短期利益（短期来说，自由出让土地的农民和购买土地者肯定都是双方受益的）。这个论证里不应该有任何空洞的国家利益的概念存在。说的彻底点，首先农民利益是国家利益的一部分，农民受益也就是国家受益；其次，即使有所谓粮食安全这个国家利益的存在，农民也没有充足的理由牺牲自己的利益来保障国家粮食安全。我们反过来问，为什么要农民而不是其他人（如工人，知识分子）来牺牲利益换取国家的粮食安全呢？把农民变成耕种奴隶不更能保证国家粮食安全？要保证国家粮食安全难道没有不牺牲农民利益的更好的方法？事实上，如果我们在土地私有化后，更大的补贴农业，农民自然会去种地（来保障所谓国家粮食安全），不必担心农民会随便出卖自己的土地。我想那些官员不是不明白这一点（某些糊涂的学者倒是可能不知道这个道理，因为学者大多没有官员聪明），只是不愿意让最弱势的农民得到利益，不愿意赔偿农民因承担国家粮食安全所遭受的损失罢了。

    2.陈志武教授论证过国家粮食安全完全是个伪问题。阿马蒂亚森也论证过，从历史上看，全世界的大饥荒和耕地没有任何关系。造成饥荒的是国家权利的分配制度和农民的财富贫乏。事实上，中国历史和世界历史上饥荒的最大受害者恰恰是种植粮食的农民！生活常识和经济学原理告诉我们，有钱、有权就不怕没饭吃，古今中外莫不如此！有些真诚的反对土地私有化的学者连市场经济的基本原理都没有搞懂。

   3.赞同国家控制的学者往往从更宏观的更长期的角度（往往倾向于凯恩斯主义）来论证控制耕地的必要性。长期是一个非常模糊的概念，考虑更长期的事情的倾向总是怀疑（从哲学理念上）当下的、分散的自主决策（自由市场经济的核心理念）会对长期造成损害。但是借用凯恩斯一句话来回答他们：长期，我们都死了。

今天下班在路上的时候想到如何在言论自由方面去做非暴力不合作的问题，想回来写篇文章交流。回来，牛博网打不开了，出现这么一个东西http://bjdns4.cncmax.cn:8080/?HOST=www.bullog.cn&R=/blogs/mozi/&

用无界打开，出现下面的页面。

牛博被封了。

虽然一直担心牛博被封，经常侥幸的想，大概那些主管部门，the party没有我想象的那样坏吧，但是显然，我想错了。

该如何行动呢，如果你还有自尊，如果你还有残存一点点的自尊，如果认为自己不是一头被养肥奔小康的猪，该如何行动呢？

非暴力不合作。

下面是我给你的建议：

1.不要去搜狐，不要去新浪，不要去网易，不要去天涯，不要去凯迪，不要去国内任何一家提供BBS，提供博客服务的网站，因为那些网站同样正在消耗我们的自尊，也必将在未来消耗我们的自尊。

    你可以用免费的msn space，用免费的blogger，它们不会删文，而且即使被屏蔽，也还可以使用代理浏览网站。无界浏览和自由门是比较好的穿墙软件，如果你还没有软件，可以通过google搜索下载，也可以发邮件给我（mozhess@gmail.com）（不要用搜狐，新浪，网易等任何一个国内的邮箱，推荐用gmail和hotmail），我发给你软件。

2.不要用百度搜索，不要用国内任何一个搜索引擎。用Google，用无界浏览提供正版google搜索。

3.不要通过新浪搜狐网易等国内的门户网站来了解新闻，如果你想了解新闻，你可以选择南方周末，南方都市报，新京报，财经，经济观察报，上海证券报，21世纪经济。你可以选择德国之声，cnn，英文雅虎新闻，美国之音，BBC，或者凤凰网（在没有其他更好的选择的情况下）

4.不要看ccav的任何新闻类节目，不要阅读和关注任何与人民ribao，renmin网，xinhua网相关的消息。不要看国内的任何一个电视台的新闻类节目，当然更加不要看新闻联播。

5.如果你还有其他建议，请告诉我mozhess@gmail.com

    《日月昭昭》的编撰是以林牧先生的15万亲笔文字为主线，另有周勍先生提供的几盘根据林牧生前口述录出的内容，这成为重要补充。在上述两种文本中以及先生大量零散文稿、书信里都多次提到过胡 耀邦在陕西超前改革的“百日维新”一事。我在以前的文字里也多次提起和引用过“胡氏百日维新”之史料，因此有一定的熟悉度。相关正论可参看这里。现在记述的，是此其间凡参与人事及具史料价值的花絮补遗。事情虽小，但涉及人物广博，从一侧面为我们认识一些人物和历史事件有极大帮助。
【对胡耀邦的第一印象】胡耀邦在陕西搞了一个超前改革，在思想和政治方面开放的程度，远远超过八十年代的中国，经济上当然赶不上，可是那地方（按：指西北地区）也无权对外开放，就是思想政治方面的开放程度超过了八十年代。事件大约是从1964年12初开始，到1965年3月9号受到批判，大概就是一百天。
我当时是省委副秘书长，第一书记办公室主任。胡耀邦是省委第一书记兼西北局第二书记。胡耀邦的任命是1964年11月16号，到职是1964年11月30号。
第一次见胡耀邦是1964年12月3号，就是他召开的中共第一次陕西省委常委会。
我们之前根本不认识，当时我是去参加常委会的。胡耀邦披了一个旧军大衣，嘴上叼了根中华烟，旁边跟着几个干部，一边说话一边走路，还一边抽烟。他到了常委会上和其他第一书记不一样的地方，就是一来就讲话，给人一种新的感觉。过去其他的书记不一样，哪有这样随便的：他军大衣往身上一披，扣子也不扣，手上拿着一根烟，大摇大摆的，第一次参加常委会就夸夸其谈。

【胡耀邦出人意料的用人招数】胡耀邦到任是1964年12月1号，陕西省委办公厅给他送的第一份文件是有关我的。按照西北局的规定，当时要清理干部家属中的四类分子，干部家属里面有一批丧失劳动能力的父母（四类分子），原来到机关来，都是经过批准的。在中共的八大以后，都已经改变了成分，既不是地主、富农和资本家了，但是后来在土改里就又不认账。说他们还是四类分子，跟干部家人同住的都不允许了，要把这些人清理出去，要送回原籍农村，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陕西省委要清理的对象就是我的母亲，清理完了，陕西省委办公厅写了一个清理省委干部家属中的几类分子的报告，其中就涉及到我。
胡耀邦对他带来的秘书戴云（时任团中央宣传部副秘书长）说：我刚到省委，重大的文件不给我，偏偏送了这么一个鸡毛蒜皮事情。第二书记去看他，他就问：省委办公厅是什么意思啊，给我送的第一份文件是这样的东西，第二书记把这文件拿来一看，说问题就在这个林牧身上。他向胡耀邦介绍，林牧这个人既是南方人，又是北方人，他有南方人的才气，有北方人的胆识，是个人才。有些人怕你要用这个人，就把这个报告送给你，叫你知道一下这个人的出身不好，既是地主，又是资本家，而且父亲还是国民党。
胡耀邦说：木秀于林，风必摧之。能招人嫉妒的人，大概都有点本事。就要试试看，就找我去谈话，胡耀邦的标准当然不是民主自由的标准，他的标准看你是不是精通马列，随便提几个问题，马克思讲过一段什么话，原话我记不清了，你记得原话是怎么讲的，在哪篇文章上面？我当然记得呀，这个原话是怎么讲的，在哪篇文章上，我一一道来。
从此我就留在了耀邦身边工作，一直到他离开陕西。

【胡耀邦对改革定尺度】胡耀邦在陕西的改革实践首要是解放思想解放人。他认为：解放思想不要有框框，不强求一致。这和邓小平大不一样，邓小平的解放思想是要保持一致，胡的解放思想是不强求一致。其二是明确提出对于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要明确定义：什么是走资本主义道路？贪污盗窃，投机倒把，腐化变质，做官当老爷，这就叫走资本主义道路；不涉及路线问题。斗争的矛头指向官僚特权腐败分子，而不是全部同志。
胡耀邦讲了个故事——1月15号团中央开了个会，有一个17岁的青年，叫黄国玉，给他递了个条子，说我的爸爸是花岗岩脑袋，改造不过来。胡耀邦给他解释：黄国玉啊，花岗岩下面是什么？黄答不上来。是页岩，就是比花岗岩软，页岩下面是什么呢？是石灰石，更软了，石灰石下面是什么呢？土壤，那就更软了，他是花岗岩脑袋，你可以给他做工作嘛，越做他就越软。胡耀邦说：抓关键，不要抓鸡毛蒜皮，不要抓人家的小毛病。对此，他提出了四个不反，六个不查，一不反社员，就是农民，二不反工人，三不反学生，四不反一般知识分子和一般干部。六不查是不查一般阶级成分，不查一般男女关系，不查一般工作作风，不查农民中的小偷小摸，这在当时实质上是对毛主席计划的抵制。第六不查市场上的小的交易。
胡耀邦主张——向前看，不要去纠缠那些历史问题，不要老是纠缠什么彭德怀的反党集团的影响，不要老是纠缠土改彻不彻底，镇反不彻底是不是有人要复辟，彭德怀本身就是一个冤案嘛。
再就是政见公开，不要搞神秘化，神秘化是藏污纳垢，是庇护那些专制主义的。胡的这些话都是在大会上讲的，他的观点在各种会上都反复讲。

【我不赞成学语录】胡耀邦说：学习毛泽东著作，应该系统的学习。而邓小平提出这个问题是在十几年以后。他讲：“不要零敲碎打，我不赞成学语录，毛主席的话都是在一定的时间地点条件下做出的结论，语录把这些都删掉了，只留下几个干条条，有点生搬硬套。”当时敢于说出不赞成学习毛主席语录，很不容易。

【把革命和生产的关系要颠倒过来】2月12号，胡到了安康县，他在向地区机关和安康县机关干部做报告时，提出来第二个改革纲领，然后又把这个报告的内容于2月14号自己起草了一个电话通讯，先发到省委。省委书记处通过以后，立即发给各地。内容大概有，第一，把革命和生产的关系要颠倒过来，生产在前，革命在后，原来只能讲抓革命促生产，不能讲抓革命抓生产，现在就是颠倒过来，我们的根本目的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工作搞得好不好，主要标志就是生产是否上去。衡量一个干部的好坏，工作的好坏，根本标志是生产是否能上去了。
这在当时可是不行的，这是违反毛 泽东思想的。第二，两手抓，双丰收。一手抓粮食，一手抓作风建设，在关中就是一手抓粮食，一手抓棉花，在陕南就是一手抓粮食，一手抓山货土特产，在陕北就是一手抓粮食，一手抓林业畜牧业。第三，在政治领域再抓大一点，不要抓小一点，不要着重意识问题，要着重现实问题，不要抓重男女关系呀，鸡毛蒜皮的作风问题呀，要抓关键问题，就是怎么把生产搞上去。不要抓那些检讨过的问题，要强调将功补过。

【胡耀邦感到大祸临头了】2月17号到18号零点左右，刘澜涛（时任西北局第一书记）打来电话，说中央和西北局认为，你从安康发回的电话通讯（指胡的改革纲领），有错误。特别是其中关于干部政策问题。（指解放干部有四条，搞错了应该平反，搞重的给人家减轻，现在一时搞不清的不要限制人家自由，让人家工作，有了结论以后再给做结论。）可能引起翻案风。
这一下就是泼了一头冷水，胡耀邦回来情绪不好，感到大祸临头了。因为这个事情发生在安康，刘澜涛打电话说中央和西北局批评胡耀邦，胡耀邦把汉中地委书记张军叫来，张军和胡的看法一样，现在不是翻案风，谁敢翻案？问题就是不敢翻案，政治压力那么大，谁敢翻案？我们大家都认为没有错。
我和张军还这样讲：刘澜涛和胡 耀邦一个是第一书记，一个是第二书记，汉中和西安很近，你打个电话来提醒一下就行，为什么要把这个文件送到中央去告一状，然后让中央领导来批评胡 耀邦，然后再用中央和西北局两顶大顶子来压胡耀邦，我是这样议论的。胡耀邦当时反正是不服，没有认为自己错，也还没有看到后果很严重。
但是到西安以后，开始空气紧张。西北局宣传部点名批判，西北局办公厅收集耀邦所有的材料。在3月11号至16号，西北局书记处开大会批判，很严厉的批判。省委所有书记都列席参加，全盘否定胡耀邦。16号在当时陕西省正开的贫下中农代表会上胡耀邦做检讨，公开检讨，检讨完了，耀邦就病倒了，医生诊断是大脑蜘蛛网膜炎，有生命危险，批判会只好停止，他住院了。
住院以后，生命危险刚过，他夫人也来了，杨尚昆当时在那儿，稍微恢复了一点，杨尚昆叫耀邦继续写检讨，说：你不写检讨，西北局就下不了台嘛，写个检讨我还可以给你说话。耀邦趴在病床上写检讨。
西北局了解情况了，这个检讨写得也很好，耀邦恢复工作以后，西北局派人，从书记到部长到处长，到陕西各地收集耀邦的错误路线造成的损失。实际上各地生产都是蓬蓬勃勃，他们专门收集缺点。到了六月份，又到省委开了个工作会议，又批判。最后胡耀邦是这样走的：有天晚上，我和耀邦的秘书，在耀邦的院子里走来走去，耀邦出来了，说好消息，余秋里来电话了，余秋里说，听说你在西安出了点事，耀邦说是，我已经受了几次批判，几次检讨还过不了关。余秋里说你在西安谈不清，你回北京谈，余秋里说他要跟贺龙谈谈，他过去是贺龙的部下。过了几天，叶剑英带着张爱萍等到西安检查工作。那天给叶帅接风，吃饭以后别人都走了，叶剑英对耀邦说，耀邦你留一下，我听贺老总说，这个地方在整你了。耀邦说是，几次检讨还过不了关。叶就问你什么问题，胡耀邦跟他讲了一下。叶剑英这个人在党内，历来是比较开明的，叶剑英说，你老弟在旧社会少吃了几年饭，你斗不过他，西安谈不清，你回北京去谈。耀邦说那我走不走？我怕走不脱，叶剑英说我带你走，后来胡 耀邦就跟叶剑英走了。我们去送行的时候，叶剑英临上飞机说了一句大有深意的话：耀邦走喽，这个地方搞不成喽。
【撤销了胡耀邦职务】胡 耀邦离开陕西，去了北戴河休养，后来西北局在兰州开会，省委一二八次会议，省委一二九次会议，连续批判胡耀邦，但都不许给耀邦送材料，我们是私下里送的，我们秘书长给第一书记送材料有什么，他们认为这是搞情报，开会不给第一书记送材料，你这算是非法组织嘛，送了以后耀邦就知道了内情，耀邦跟罗瑞卿讲了，他跟罗瑞卿私下关系很好，罗瑞卿说他们不能搞缺席裁判，你给中央写个信，我回去交给小平同志。他就写了信，叫杨尚昆给西北局打电话，你们不能搞缺席裁判。以后在北京中央召开工作会，西北小组继续批判胡，后来毛 泽东表了态，虽然含糊其词，但他是强调阶级斗争的，就把耀邦撤换了。耀邦是1965年10月2号中共中央通知免职，10月6号邓小平才通知他调到北京。到1966年又搞批判，1966年2月到3月搞了一次，然后就是文化大革命，西安的揭幕式就是批胡的，阵势可大了，西北各省一直到县委书记都来开会，开了一个月，批判了一个月，省委又接着开，我那时也因此被关进了监狱。

【老虎庙附言】林伯伯离世转眼已两年，林伯伯因其特殊身份被世人称为“林牧现象”，只从其个人一生来看，这意味着的是一个人的一生中的阶段性黑白遭际……
我之所以为林伯伯逝后编书，一个基本的原因是我和林家女儿7岁起同窗共读，12岁时分手，之后各自家庭历经文革“洗礼”，再于38年后（2003年）重逢于西安时，相见已成鬓角见白之人！我们各自的家境亦非儿时。就在这短短四年中，我们又共同经历了无论是对个人还是对民族来讲都称得上是重要的年代。而林伯伯的人生恰在这几年中走向极致。我不是编书专家，但为发小同学做事，义不容辞。
林伯伯去世之前是经历了噤声遭遇的，所谓网络封锁，正源自林伯，这点大家值得记取。2008年12月10日，林同学告诉我说，现在林伯伯的大名可以在网端出现了。我蹊跷：人在、人逝言语自由却作两可？难道肉身之灭也等同了精神之灭吗？岂不滑稽。
我因此认真书写《10日这天 想起林伯伯》一文，传递给大家关于《烛烬梦犹虚》（我编撰其中自传部分《日月昭昭》）一书已在香港付梓信息。只遗憾书是出了，却在南北中国不同礼遇，其间原委不说，现在只拿片段来飨读者，也算告慰林伯伯在天之灵。

【延伸阅读】
林牧—羞着欺世饶舌人
林牧逝世……
再会胡绩伟伯伯
拜访胡绩伟与狄沙阿姨一席谈
花三十年整明白一件事的胡绩伟

2008年12月31日《南方都市报》A46版

高耀洁：面朝南方，向南都鞠躬

编者按：
　　十余年来，高耀洁医生一直致力于揭示艾滋病在中国肆虐的内幕、救助艾滋病人和孤儿，赢得了国内外的广泛尊敬，被誉为“中国民间防艾第一人”。上月，81岁高龄的高医生当选南都主办的“改革开放30周年风云人物”，来广州参加颁奖盛典期间，高医生表示正在募集旧杂志（时政类）送往农村。日前，本报募集的第一批110公斤旧杂志已运抵郑州。在此特刊发高医生的来信，有读者愿意参与的，可直接将旧杂志寄至河南省文史馆（河南省郑州市金水路14号，邮编450003）高耀洁收，或与本报热线（020-87388888）联系。
　　2008年12月28日，我收到《南方都市报》无偿为艾滋孤儿们和贫困儿童们捐赠的100多公斤各种杂志。我将马上发下去，并代表他们致以谢意！
　　我为他们募捐读物是有原因的。我记得在2000年3月18日，我到了一个贫困村庄，见到了一个因卖血感染艾滋病的重病人，我给他买一点药，他拿着药问我：“大夫，是不是毛主席叫你来的？”一连问了我三遍，我无言可对。我最后只能说：“你去吃药吧，多喝点水。”
　　这件事使我开始悟出，他们的知识太缺乏了，信息太闭塞了。从此，我每逢去农村，都带上几本杂志，多半带的是《妇女生活》、《现代家长》等。不管带多少本，都会一下被抢光。等我再次去这个村子的时候，我送的杂志被传阅得面目全非，只看出来是一堆废纸，但他们还在阅读。由此我意识到，他们缺少的不仅仅是食物和衣服，更缺少精神食粮。特别是那些不通汽车和不通电的村庄，那里的村民好像是与世隔绝。
　　近几年来，我虽然自费发出几万册我编印的防艾书籍，但还是杯水车薪，我觉得我是一个失败者。治贫先治愚，因此，我四处募集各种旧杂志。其中河南《妇女生活》杂志社捐献的杂志最多，至少在200公斤以上，我早应该对他们表示感谢，但由于我在河南的处境而无法公开表达，向他们深表歉意！
　　今天我向贵社写这封感谢信，我是代表这些弱势群体致谢的——面朝南方，向南都深深地鞠躬，感谢南都多年来对我防艾工作的一贯支持！南都是敢说真话的报纸！
                                    高耀洁　鞠躬
                                      2008年12月29日

建议网友们帮老太太募集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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呙中校发表:

北風，建議也不要用hotmail的郵箱，一是hotmail經常漏掉信件，二是垃圾太多，三是，國內注冊的hotmail服務器也在北京，而且有網頁過濾……
上次去網易總部，恰好你不在，錯過和你見一面。

5 天以前

近期，中国国内各地公办教师纷纷展开罢课活动，仅民生观察工作室披露的就有湖南省隆回县、邵阳县、邵东县、新邵县，湖北省随州市以及湖北省武汉市退休教师的集体­请愿活动。我们近期从网上查询到一份中国教师罢课活动统计表（附后），该统计表显示，仅在
2008年，就已发生七十起教师罢课活动。

这次罢课活动，从参与人数、波及的范围、持续时间、产生的影响来看，其规模都是全国性的，为近年来所少见的。如在湖南省娄底市，从2008年12月9
日开始，该市下属5个县市中的3个县市6000多中小学教师集体罢课3天；2008年12月8日，湖南省邵阳县绝大部分学校停课；从2008年11月11
日开始，湖北省潜江市十个乡镇上百所中小学四千多名教师集体罢课；在罢课的密度方面，罢课活动是一个接一个，如在重庆市，10月8日，铜梁县部分教师停课；10­月
17日，永川区教师大规模停罢课；10月22日，长寿区教师大规模罢课；10月23日，綦江县教师大规模停课。

就在我们今天撰写这份声明书时，重庆市下辖的江津、黔江、合川、綦江、垫江、酉阳等各区县数万教师又正在纷纷举行罢课，黔江2000教师还到政府广场抗议。

二零零八年教师罢课潮的出现，凸显教师权益被严重侵犯的事实。我们注意到这次罢课潮，

主要是因为本应发放给教师们的各种津贴、补贴，多年来被挪用、挤占、克扣造成的。同时，按政策，教师们应享受的如绩效工资、第十三个月奖励工资等各种待遇也被剥­夺。如在湖南省隆回县，近
10年来，拖欠、挪用和挤占教师各种补贴津贴4个亿，平均每位教师近4
万元，该县教师年终奖（即第十三个月工资）则自二零零三年起就一直未发放。正是由于老师们的各项权益未得到很好落实，造成中国的老师尤其是中小城市偏远地区的教­师，他们收入仍然很低，基本生活都面临困难，他们因此也成为这次罢课潮的主力军。如在重庆市永川区，许多参加工作七、八年的中小学教师的月收入只有
800多元，加上部分已发放的学校津贴也就是1000余元。

《教师法》等相关法律明确规定，义务教育教师的平均工资水平应不低于当地公务员的平均工资水平。可现实是，原本教师与公务员的工资差距就较大。从去年开始，全国­各地公务员以发放生活补贴、阳光工资等名义，年均加薪一万多元，有的地区甚至更高，但教师们却未获加薪或只加了很小一部分。与此同时，公务员们还享受着"下村补­助"、"
交通补贴"、"直辖补贴"、"菜篮子补贴"、"住房公积金"、"工作餐补助"、"职务补贴"以及"家属补贴"等。在湖北省随州市，从2007
年开始，政府公务员以发放生活补贴的名义，人均月平加薪一千一百元左右，而教师们却无此待遇。正是由于上述种种原因，导致了原本应与公务员同等待遇的公办教师，­他们现在实际的工资只有公务员三分之一左右。

民生观察注意到，各地教师用罢课、上访、请愿等方式进行维权抗争时，他们的行动都是理性、和平、非暴力的。如罢课，老师主动采取了软罢课的方式，许多老师在罢课­期间还到了教室，安排学生自习。少部分到政府请愿的教师，大家也都是在用和平的方式表达自己的诉求。很显然，中国各地教师上述行动是完全符合中国现行法律。

但是，面对老师们的正当诉求，我们非常遗憾地注意到，各地政府并未认真对待老师们的诉求，许多地方政府采取了推、拖、骗、哄的惯用手段。现在正在罢课的重庆数万­教师的处境就能说明问题。重庆教师在此前大规模罢课后，当地教师只被每月加薪一、二百元，并且只加
2008年10、11、12
三个月。即使是这样，当地官员和媒体竟然说重庆教师的平均工资水平和公务员水平大体相当了！而民生观察曾经报道过的湖南邵阳地区多个县市及湖北随州教师的罢课，­直到现在政府未有任何新的答复和解决措施。

更应该受到谴责的是，面对老师们的合法和平维权抗争行动，政府仍然采取惯用的思维方式和打压手段。他们把老师们的行动看到是威胁了社会的稳定，把罢课教师看到是­不稳定分子和肇事者。正是在这一传统的统治思维方式下，各地罢课、上访老师均遭到打压。在湖北随随州市，该市三里岗镇几名教师被认为是随州教师罢课的组织者，他­们每月被扣除数百元的工资，三年内取消晋级资格；湖南省隆回县教师本月初罢课时，该县刘老师于
12月2日被警察找上了门；重庆市铜梁县10月7日前往县政府反映情况的40
余名教师被县教育局以文件形式通报批评或取消先进评选；四川省邛崃市靠市区较近的桑园镇一名中学教师参与停课活动后被调至离市区较远的天台镇中学。

我们认为，正是中国不合理的教育体制，尤其是教育投入体制，造成了今天中国的教师问题。中国政府在《教育发展纲要》等文件中多次声称教育投入要达到GDP的4%
，但事实是多年来一直远未达到。同时，以县级财政为主的教育投入体制也造成了教育经费严重不足。

我们认为，教师们教书育人，他们有理由获得体面的生活，他们有现由获得与他们劳动相一致的收入与报酬。教师从来不是一个待遇优厚的职业，他们有获得基本体面但绝­不优越的经济地位，有与受到官方、民间一致尊重的权利。

我们认为，教师目前的低收入，与不断上涨的物价，与公务员等群体收入差距的拉大的事实，说明教师的社会地位仍未完全摆脱
"臭老九"的境况，政府与社会对教师的歧视仍然存在。教师法等法律得不到落实，则反映了中国目前法律并未得到充分尊重的现状，至于对教师维权的打压，则是中国漠­视与压制人权的又一例证。

鉴于上述种种情况，民生观察呼吁并要求中国各级政府，正视教师的合理诉求，停止打压教师们的维权行动，遵守法律，维护人权。

                                                              民生观察工作室

                                                               2008-12-16

附网上的中国教师罢课活动统计表：

2008.12.09湖南省邵阳市大祥区教师罢课

2008.12.09湖南省涟源市2000多教师罢课

2008.12.09河南省洛阳市吉利区中小学教师自发请病假一天

2008.12.09湖南省永州市双牌县教师集体到政府提交请愿书及抗议书

2008.12.09湖北省枝江教师罢课

2008.12.08陕西省汉中市城固县教师罢课

2008.12.05湖南省新邵教师罢课

2008.12.01湖南省邵东县3000教师大罢课

2008.12.01-3湖南省隆回县教师教师大罢课

2008.11.27内蒙古赤峰市宁城县教师罢课

2008.11.26湖北省武汉市汉南区教师罢课

2008.11.24陕西省宁强县数百教师上访

2008.11.24湖北省鄂州市梁子湖区教师罢课

2008.11.20江苏泰州泰兴部分学校罢课。

2008.11.18号四川省泸州市合江县先市中学、大桥学校、佛宝学校等罢课

2008.11.17湖南省娄底市新化县教师大罢课

2008.11.17广西自治区钦州市某幼儿园教师罢课

2008.11.13重庆市永川区退休教师上访

2008.11.13辽宁省葫芦岛市连山区教师罢课

2008.11.12湖南省娄底市娄星区500余名教师上访

2008.11.12湖北省潜江教师大罢课

2008.11.11湖北省潜江周矶中学罢课

2008.11.10重庆市永川区退休教师上访

2008.11.10四川省凉山州会理县罢课

2008.11.10陕西省安塞县教师罢课

2008.11.06湖南省永州市新田县教师大罢课

2008.11.04四川省宜宾市宜宾县教师大罢课

2008.11.03陕西省汉中市西乡县教师大罢课

2008.11.03黑龙江省齐齐哈尔市铁锋区数百教师上访

2008.11.03广东省湛江市东海岛教师罢课

2008.11.01重庆市永川区退休教师上访

2008.11.01重庆市綦江县教师千人签名

2008.10月 四川省成都市武侯区机投中学罢课

2008.10.月份成都市武侯区也有学校罢课

2008.10.XX山东省新泰市青云办事处教师罢课

2008.10.28重庆市江津区部分学校罢课

2008.10.28四川省马边彝族自治县的老师罢课

2008.10.27左右重庆市荣昌县小规模罢课

2008.10.27重庆市万州区部分学校罢课

2008.10.27福建省南平市政和县部分乡镇中学老师罢课

2008.10.24重庆市江津区退休教师上书请愿

2008.10.23重庆市綦江县教师大罢课

2008.10.23重庆市大足县小规模罢课

2008.10.23重庆市璧山县小规模罢课

2008.10.23四川省泸州市江阳区部分学校罢课

2008.10.22重庆市长寿区教师大罢课

2008.10.21旬四川省遂宁市大英县教师罢课

2008.10.21四川省遂宁市安居区决山初中全校罢课

2008.10.17重庆市永川区教师全体大罢课

2008.10.15四川省绵竹大规模教师罢课

2008.10.13四川省什邡大规模教师罢课

2008.10.13四川省华蓥大规模老师罢课

2008.10.09四川省资中县大规模老师罢课

2008.10.09四川省广安区老师罢课

2008.10.08重庆市铜梁县教师"非正常上访事件"

2008.10.07辽宁省大连长兴岛教师罢课

2008.10.06邛崃大规模老师罢课

2008.09.23四川省郫县大规模老师罢课

2008.05.08江苏连云港市东海县浦南镇教师罢课

2008.04月 舞钢集团一高老师罢课

2008.04.25安徽省阜南县数百位高中教师大罢课

2008.04.18广东省南海九江城区中心幼儿园40多名老师罢课

2008.04.16安徽省亳州市谯城区无编教师罢课

2008.03.04深圳市22公办幼儿园集体罢课

2008.03.04广东云浮市区学校大罢课

2008.03.04广东省惠州市教师罢课

2008.03.03江苏省徐州市撷秀中学老师全体在学校操场静坐罢课

2008.01.15湖南省重点中学隆回一中全体教职工罢课

2008.01.09辽宁省辽河油田教师罢课

2008.01.04湖北宜城城关中学等教师罢课

2007年底 四川省攀枝花老师罢课

2007.XX.XX四川省射洪县教师罢课

2007.12.24湖北省随州市教师罢课

2007.12.10内蒙古乌海市1、2、4中教师罢课

2007.11-12月重庆市沙坪坝区教师大罢课

2007.11-12月重庆市江北区教师大罢课

2007.11-12月重庆市巴南区教师大罢课

2007.11.27重庆市丰都县教师罢课

2007.11.26重庆市渝北区教师大罢课

2007.11.26重庆市巴南区教师大罢课

2007.11.24吉林省德惠市万名教师罢课

2007.11.19贵阳市南明区都市路小学多名教师罢课

2007.04.09甘肃省白银公司3000教师集体罢课，

2007.04.03黑龙江省伊春市乌马河区的教师罢课

2007.04.02山西省霍州市煤电集团公司教师罢课

2007.04.02广东省英德市教师罢课

2007.03.30吉林省扶余县教师罢课

2007.03. 下旬，重庆市秀山县教师罢课

2007.01.26泰安市岱岳区全体教师全罢课

2007.01.01广东省广州市花都区教师静坐

2006.12.11山西省太原化工集团下属5所学校500余名教师罢课

2006.09月 辽宁省沈阳市新民县教师集体罢教事件

2006.09.10翔安一中初中部教师集体罢课

2006.06.13南昌市迎宾大道象湖实验学校

2006.05.22四川省金堂县300多教师罢课

2006.05.22山东省滕州市22中等教师罢课

2006.04.XX西藏日喀则一县中学内地老师集体罢课

2006.04.17内蒙古赤峰市元宝山区平煤公司直属中学罢课

2005.08 月马鞍山、宣城教师罢课

张家界永定区教师也罢课了半天

尊敬的欧洲议会议员，各位关注和努力推进人权的朋友们，女士们，先生们：

你们好！

非常感谢欧洲议会把2008年的"萨哈洛夫思想自由奖"（Sakharov Prize for Freedom of Thought）颁发给我的丈夫胡佳。由于目前胡佳仍然被关押在监狱，我们的通信受到审查，我们见面时隔着玻璃的通话也被监听，胡佳和我没有机会直接讨论他获奖一事。2008年11月21日我去北京市监狱访问他时，我们分别事先受到警察的警告：不能谈论萨哈洛夫奖一事，否则隔着玻璃通过电话的交谈会被立即切断。

在曾金燕的讲话录像播出后，全场静默，很多议员和工作人员的眼中涌出了泪水。主席波特林说，欧洲议会高度重视和中国的关系，欧洲需要中国，中国需要欧洲。在人权问题上，欧洲议会愿意做中国民众的朋友，决不在这个问题上保持沉默。

他把胡佳和曾金燕的情况，与当年萨哈罗夫夫妇为自由真相发声的勇气相对比，把曾金燕借录像传递信息称作又一个“无私的行动”。萨哈罗夫的遗孀爱琳娜-伯纳声音哽咽着赞扬了曾金燕的勇气。

最后全体议员和与会者全部起立，鼓掌一分多钟，表达对胡佳全家和人权事业的支持。

不过，国保警察在我与胡佳见面前，把胡佳获得萨哈洛夫奖一事告诉他，力图说服他放弃萨哈洛夫奖，并为胡佳与他的父母安排了一次单独见面，要求胡佳的父母就此做胡佳的劝服工作，此外还要求家属发表公开信，承认胡佳是罪犯不配得奖。我分别从国保警察和胡佳的父母处了解到，胡佳得知他获得2008年度的"萨哈洛夫思想自由奖"时，说了下列的话："国保警察是不是给了你们很多的压力？……我的人权工作做得还不够多，也许他们（欧洲议会）考虑了我在环保领域和艾滋病领域的努力……这个奖项对中国非常重要，相信不久的将来，会证明我是正确的……"他也在见面时隐晦地对我说："相信我，（无论怎样的重压），我（的信念）都不会改变。"

胡佳入狱将近一周年，我的护照被没收不能参加欧洲议会此次颁奖典礼和20周年聚会，实在遗憾。替胡佳写这份致谢辞，既让我感到不幸，又让我感到荣幸。中国如今正经历着有史以来最开放的时代，但是我们许多同胞，和我的丈夫胡佳一样，依旧因为他们的思想和言论被打压乃至囚禁监牢，这是我们当下的悲哀与痛苦。幸运的是，世界各地的朋友一直没有忘记我们，我收到了来自不同国家不同地区成百上千的明信片、问候卡、电邮。欧洲议会也以把2008年度萨哈洛夫思想自由奖颁给胡佳的方式，表达了对中国人权的关注与支持，表达了对中国维权人士的努力和奋斗的肯定。

我认为，这个奖项是颁发给中国所有的维权者以及他们遭受磨难的家人的。不管政治环境多么恶劣，在中国，始终有一批良心之士，孜孜不倦地追求司法公正、社会正义。在漫长和艰难的维权道路上，这些维权者和他们的家人，付出了极大的代价——被压制、被孤立、被解雇、子女被迫失学或失业，被非法限制人身自由、被殴打、被构陷入狱、甚至被驱逐出境……他们当中，有记者、有作家、有律师、有自由职业者、有教师、有普通企业职工、有许许多多的农民和小商贩。中国庞大的上访者群体，便是一个典型的代表。为此，我遵从胡佳以前对我表述的意愿，他曾经多次希望成立维权者家属支持网络，在目前无法做更多工作的情况下，我决定将胡佳的5万欧元奖金捐出作为启动资金，成立支持维权者家属的基金会，致力于缓解维权者家属们所承受的苦难。相互支持，共度难关。

胡佳被判刑入狱时，曾经有媒体的朋友问我：胡佳究竟做了什么，导致他被判刑入狱？我思索了片刻，回答道：如果说他真的做了什么重要的工作，那就是他坚持说了真话。是的，中国有许多优秀的前辈，在环保、艾滋病、维权领域和六四伤残者、难属救助等方面投入了大量的时间精力，做了非凡的工作，使得一大批弱势群体受益。胡佳不是圣徒，他只是怀着一颗孩童般纯真又关切的心，把他所见所闻如实地说出来，并且忘我地无畏地投入到需要他的每一份工作中。2001年，当艾滋病在中国还是一个禁忌话题的时候，当艾滋病疫情是"国家机密"的时候，冒着被警察追捕的风险，他送寒衣到艾滋病农村地区，探望绝望中的病痛者，推动救助和治疗工作。并对外界如实地说出艾滋病感染者、患者及其家人经历的苦难，说出大量的农民因1980、1990年代卖血感染艾滋病的事实，说出当年公共卫生政策失误的背景。随着社会工作的深入和工作对象的拓展，他接触到更多的严酷现实，胡佳不能坐视社会不公，一次又一次地公开呼吁，推动公众关注。乃至2004年起，他越来越长时间地被绑架失踪或软禁在家。失去自由的胡佳，所做的最重要的一件事，也许就是及时地大声地说出了他所知道的每一个真相。

在一个谎言帝国里，及时地、大声地说真话，需要极大的勇气，担当难以意料的压力甚至付出沉重的代价。真话越是稀缺，说真话越是重要。不说出真相，我们失去了纯净的血液，艾滋病、肝炎、SARS等传染病继续在不透明的状况下夺取国人的生命；我们失去了干净的土地和水源，国营的、私营的、跨国公司的企业工厂继续污染人类和动植物赖以生存的自然环境；我们失去了孩子，三聚氰胺牛奶鸡蛋等有毒食品继续伤害人们的身体，使下一代更加孱弱；我们失去了父母，他们要么年老体衰继续被关押在劳改营，要么被改了名字被关押到精神病医院；我们失去了家园，豆腐渣工程遍地起高楼，小天灾大人祸，大天灾惨绝人寰；我们失去了信仰，奴役同类以生存、以获利，无数"黑工人"依旧失踪；我们失去了幸福，司法不公、社会不义，龙的传人却生活在没有安全感、惶恐不安、悲愤痛苦无助之中。这难道就是我们追求的"和谐""安定"的生活？

我们需要并且可以过上美好的生活。胡佳维权，是发乎他的天性。生而为人，天赋权利与自由神圣不可侵犯。维权，是维护人类尊严，抛弃一切对人的奴役、酷刑、有辱人格的残忍待遇、恐惧和匮乏。维权，从维护自己的知情权开始，自由地思想，免于恐惧地表达自我。尽管屡屡遭受压制打击，胡佳也不畏惧；虽然身处监狱，历经磨难，胡佳对中国的未来仍然充满了乐观和信心。我们在监狱见面时，胡佳曾经说：我希望自己是中国最后一个因言获罪的人，我不希望任何人再因为说出自己的观点而失去自由。

但现实仍然不容乐见，胡佳入狱后，不到半年的时间里，曾宏玲、陈道军、黄琦等人同样是因为发表言论被关押、判刑。我们迫切地渴望中国能早日回归到正常社会，成为民主、法治、自由的家园，以积极、和平、负责任的姿态出现在国际视野中。这个目标并不遥远，但需要所有的人，无论身居国内还是海外，都诚实地说出真相，面对一个真实的中国去思考、解决问题；需要大家都积极地捍卫自己的权利，进而推动整个维权运动和法治进程，才能够人人享有表达自由、信仰自由，便能免于匮乏、免于恐惧地生活在一个和平的家园。

我代表我的丈夫胡佳，再一次向欧洲议会表示感谢。向萨哈洛夫思想自由奖历届获奖者，向推动人权、改进人权的勇者致敬！

胡佳之妻：曾金燕

2008年11月22日

（以上为文字版的致谢辞，以下为视频版讲话的字幕）

Dear friends, Hello,

I am Hu Jia's wife, Zeng Jinyan. Hu Jia is currently in prison and so is unable to come to the ceremony to receive his Sakharov Prize.

I don't have a passport so I cannot come to Europe either to attend the ceremony for the Sakharov Prize's 20th anniversary. We are deeply sorry about this.

The good news is that Hu Jia was transferred on 10 October 2008 from Chaobai prison in Tianjin to the Beijing municipal prison, and that the conditions in which he is being held have improved. As for his health, he is looking a little better. He seems to be in slightly better shape than he was in Chaobai prison.

However, he had two blood tests in the space of a month and we don't know what the results were. Although we asked for them, the results of the tests have not been given to the family. This behaviour worries us. It makes us fear that his cirrhosis has got worse.

I visited Hu Jia in the Beijing municipal prison on 21 November 2008. Before our meeting, we were both warned separately by the prison authorities that we were forbidden to talk about the fact that he had been awarded the Sakharov Prize.

So, during my visit, neither of us was able to talk about the prize. We weren't able to discuss it by letter either, as all our correspondence is inspected. Even if all we do is express a view about social phenomena or if Hu Jia talks about the prison, when the prison authorities are not happy with it, our letters are confiscated or Hu Jia's letters are returned to him. We very much hope to be able to communicate more normally, but for the time being it is very hard.

At the end of October 2008 or beginning of November, I am not exactly sure which, State Security police officers told Hu Jia he had won the Sakharov Prize.

And when I saw him on 21 November, I could sense that he was very happy about it. I know that Hu Jia spoke to his mother and to the policemen about it. These are more or less his words:

"Perhaps the European Parliament was thinking of the work I did in the areas of AIDS and the environment, because what I did in terms of human rights was very far from sufficient and I will need to redouble my efforts."

He also said this Sakharov Prize was very important for China and he was confident that the future would prove him right. Obviously, from my personal viewpoint, I hope he comes home as soon as possible. Hu Jia said one day that he hoped to be China's last prisoner of conscience but the reality is very different. Since the day of his trial, on 3 April, there have been others such as Huang Qi, Zeng Honglin and Chen Daojun who have been arrested by the authorities because their expressed their views publicly. And some of them have been tried and given prison sentences.

This shows that the situation of freedom of opinion is still absolutely appalling and that there is no reason for optimism.

But even in these circumstances, there are now a great many exceptional people and people of goodwill in Chinese society who are going to great lengths to find ways to make the real situation in China known, and to express deeply-felt views, and the Internet is providing them with a very interesting platform. But unfortunately there is sometimes a very high price to be paid for this.

If the truth be told, sometimes one's courage is not enough. Sometimes the price to be paid is very, very high. There have been cases in which, after human rights activists, writers and others have used their freedom of thought, their relatives have also been harassed by the police, have lost their jobs or have been put under house arrest. And more serious still, some have even been tried and convicted.

Hu Jia had himself been illegally kidnapped several times by the police since 2004, without any form of legal procedure. He was constantly followed and in the end he was given a prison sentence. And I, who am his wife, I am often harassed by the police. 05:49

Others are in the same situation, such as Chen Guangchen and his wife, Guo Feixiong and his wife, and even their child, who has been denied his right to education. Thanks to many appeals from different quarters, Guo Feixiong's children were later able to go back to school although in circumstances that are not very satisfactory.

For all these reasons, I would like to respect the desire that Hu Jia has expressed on many occasions. He has often said he would like to set up a support network to help the families of human rights activists. To provide moral support for the families, to ease their mental and life pressure to which they are subjected. So that they can be strong enough to face the pressure of the authorities in a more active and optimistic manner, and to discourage cruel revenge-taking on families.

I cannot at the moment do very much but I would like to use the 50,000 euros of Hu Jia's Sakharov Prize as start-up money, to establish a foundation to support the families of human rights activists and to finally realise what Hu Jia had always wanted.

Why is the human rights work done by Hu Jia so difficult?

I think this is mainly because China's legal system is not satisfactory. There are laws, there are all sorts of articles and regulations, some are well written, but they are not applied.

In reality, the situation of the rule of law is disastrous. The judicial system has no independence. Until 2004, Hu Jia devoted most of his activity to the problems of AIDS and the environment. He spent a lot of the time in the field, on campaigns, where people needed him to take concrete action.

Then, from 2004 onwards, the police regularly denied him his freedom of movement and he had no other choice but to participate in human rights movements from his home, writing articles and publishing reports from the field.

I think that during all these years, the most important and most interesting thing he did was to have constantly persisted in saying the truth. He never stopped writing about the phenomena he observed. He never stopped describing, one by one, all the realities that the Chinese media cannot say. He never stopped publishing all this on websites so that the public could learn about the reality of China and understand it.

In my view, this has been his greatest contribution.

If you look at China now, you see everyone talking, but lying is very widespread. Nonetheless, there are people who continue their quest for the truth. Because the school textbooks our children study, our newspapers and broadcast media, our libraries and all these documents and files, they all resemble what you find in the novel 1984. They are written in another language to describe a fictitious reality.

What is the real situation, the real China? We do not know.

That is why there is a group of thinking people, like Hu Jia, in China who have never abandoned their quest for the truth. But Hu Jia has paid a very heavy price.

Our child is now just one year old. This is a key period in her life but Hu Jia is not able to be at her side. It is very difficult for me to talk about this, but I think…

And then Hu Jia has also always been very optimistic. He said he thought China was experiencing the most open period of its history, that you had to seize the opportunity to more effectively promote a fairer, freer and more democratic society in China.

We can indeed see this in our daily life, although the government still has very tight control over the media and over freedom of association, and perhaps even tighter control with the use of new technology. But on the other hand, civil society also uses the new technology and the platform that the Internet provides to actively promote a fairer judicial system and a more just society, and to investigate and expose the real China.

And to carry out citizen education, to educate citizens about human rights. It is a real hope: whether the government wants it or not, and whether leading figures inside or outside China recognise it or not, China is moving at great speed towards an open and democratic society.

I would finally like to say that, whatever happens, we must maintain an active and optimist attitude and pursue our efforts to promote the rule of law in China, to promote democracy and freedom in China.

We are full of hope of soon being able to hail the arrival of an open China. We are full of energy for China to become a country at peace.

I would like to thank our European Parliament friends from the bottom of my heart. The European Parliament has from the outset taken an interest in Hu Jia's case and has deployed considerable efforts on behalf of freedom for Hu Jia and other Chinese human rights activists, efforts that demand respect.

It has also never stopped drawing attention to the need for freedom to become a reality for the people of China. Thank you, thank you very much.

I would also like to take this opportunity to thank all those friends who I have never seen. If you had not supported us for so long, if you had not taken an interest in our fate, if you had not constantly encouraged us, I think we would never have found the courage to confront such a difficult social reality.

It helps us to keep hope and to continue our efforts.

I thank you. Thank you for all the efforts you have undertaken for Hu Jia, for me and for our family. Thank you for your efforts on behalf of human rights activists and you contribution to the progress of Chinese society.

Thank you.

Thank you, thank you. And goodbye.

很多网站打不开原网站，而是跳转到一个美容，太极拳，锻炼身体，休闲人生，育儿的网站列表。

嘻嘻怒气吧，享受人生吧，GFW的程序员可能说，我们也是迫不得已。

下面是截图。

不能打开reader里面的美国之音订阅。而且一旦点击美国之音订阅，再点击其他的订阅，都出现“抱歉...,发生错误。...”的提示。试了一下代理，结果畅通无阻。

以前没发生这种情况，看起来GFW叮上reader了。

无量生财有道了。

前言
　　一．什麽是《七七宪章》？
　　二．《七七宪章》产生的背景是什麽？
　　三．《七七宪章》的影响和意义何在？
　　四．《七七宪章》运动是怎样运作的？
　　五．《七七宪章》正文
　　六．《七七宪章》第一任发言人简历
　　㈠瓦·哈维尔：
　　㈡简·巴参卡：
　　㈢基瑞·哈杰克：
　　前言
　　人权概念的产生、发展，和逐渐整合到法律条文中。成为文明人类生活的重要规范，是人类进化的标志之一。这种进化是逐步展开的历史过程。首先是由文艺复兴与开始的启蒙运动将“人”和“人性”作为历史的主角，并导致了随后几百年中，对个人权利和自由的探讨和追求（著名的思想家有斯宾诺莎，洛克等）；进而人权天赋，人权的不可剥夺性在某些重要的历史文献中得到确认（如法国的人权宣言，和美国的独立宣言）；并以宪法和法律的形式加以保护如美国宪法第一修正案）。在二十世纪中，这种进化的最大特点是人权的概念和实施的国际化，并成为国际间交往的前提之一。一九四八年联合国通过了“世界人权宣言”，一九六九年通过了“经济、社会、文化权利国际公约”“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这两个重要的法律文件。这些文件都具有国际法的效力，特别是后两个公约，在一九七六年又得到了三十五个国家正式签署生效，捷克斯洛伐克也是其中之一。这一历史的进步，奠定了人权是超越国界的这一概念，及事实人权国际化的法律基础。但是在马克思主义的意识形态中，超越“阶级”的人权概念从来没有得到肯定。在二十世纪出现的斯大林主义式的“社会主义”国家，及它们的法律条文中，一方面始终将公民的权利和所谓的“义务”捆绑在一起，从而在实质上否定基本人权的不可剥夺；另一方面则强调国家主权凌驾于基本人权之上，拒绝迎合人权国际化的趋势，和日益增加的国际监督，但是随着东西方交流的加深，和斯大林主义在理论上和实践中走入困境，人权的概念也逐步地为社会主义国家中的有识之士所接受，并成为反抗专制统治的理论及实践上的依据。捷克斯洛伐克是人权运动最深入并产生巨大影响的东欧国家，当我们欢呼波兰人民的变革成功时，我们会想到波兰团结工会；在我们看到苏联政治制度的逐步改革，我们不会忘记萨哈洛夫及许多持不同政见的前躯者的持久战争；而在捷克斯洛伐克，是哈维尔，和其代表的《七七宪章》运动，促进了捷克的公民意识的觉醒和有条不紊的抗争行动，并最终导致了专制政府的垮台。

　　一．什麽是《七七宪章》？
　　一九七七年一月，二百四十一位捷克斯洛伐克的知识分子及其他界阶层的人士签署并发布了要求保护基本人权的宣言，这个宣言就是通称的《七七宪章》，为了维护《七七宪章》所主张的人权原则，宪章的签署人前赴后继地同专制统治挑战了十几年，直至八七年捷克前政府的垮台，这就是著名的七七宪章人权运动。

　　二．《七七宪章》产生的背景是什麽？
　　一九六八年《华沙条约组织》的军队入侵捷克，扑灭了捷克人民追求民主、自由的“布拉格之春”。在稍后的数年中，专制统治日益强化，人民被剥夺了几乎一切政治权利和言论表达的自由。与此同时，许多曾参加争取自由运动的人士，而对严酷的现实，也开始退却，很多人感到政治是一种欺骗，反对任何的意识形态。在道德上，整个社会也走向腐败，人们自私自利，恐惧当权者的权势，表面上假作忠诚，而内心里什么也不相信，在严酷的政治环境中仅求自保。
　　这种沉闷的状况在七十年代中期渐渐出现转机，人们开始从挫折的震撼中恢复理智。许多人开始认识到仅仅被动地应付并不能改善现状，而期望执政者来主动放弃政治上的压制是毫无希望的。由于捷克的相对平静，西方世界对那里的人民的政治上的压抑也没有足够的注意。
　　要求改变现状的最初动力来自青年，他们对六十年代未的入侵并没有深刻的记忆，他们的中间，涌现了一批追求现代艺术，音乐的，并力图表现自我存在的现代青年，他们的举止行为，不断地和当政者政治思想上的控制发生冲突。其中一个典型的事件是一九七六年发生的有关一群捷克青年音乐家的审判，这些青年音乐家由于自由地表达了他们内在的个人情绪而遭到政府的指控。这个案件引起了许多社会阶层的关注，人们打破沉默，不约而同地起而声援这些青年追求自由表达的权利，抗议政府的严密思想控制，通过这些呼吁和行动，人们开始意识到自己的力量，和个人自由被压抑的可悲状况。
　　另一个方面，七十年代中，东西方关系逐渐由冷战走向缓和，在西方的文化艺术节的交流逐渐扩大、深入，其中一些重大的政治事件如赫尔辛基协定于一九七六年签署（捷克也是签署国之一）。其中有明确的有关保障人权和自由的条款。美国总统卡特积极推动人权外交，力图把许多东欧和苏联的人权问题作为国际会议谈判的一个重要内容。从而引起了广泛的国际关注，这些国际形势的变化鼓舞了捷克人民争取自由、人权的信息和勇气。

　　三．《七七宪章》的影响和意义何在？
　　《七七宪章》的影响之一在于唤起公民意识，《七七宪章》中表达了一个重要的观点：虽然当权者首先应对国家的人权状况负责，但是每一个公民──如果他或她认为自己是一个真正的公民的话——也有一份不可椎卸的责任。这个责任是双重的，即对历史负责——作为一个公民，你曾做了什麽？和对改善现状负责——你现在能做什麽，和将实际做什么？这种责任是道义上的：首先我们应该说真话，拒绝谎言，恢复做人的尊严。自己的良心应该是行事的根据，做你真正认为正确的事。专制统治实质上就是谎言和虚伪的统治。在这种统治下，人们的心灵已被严重歪曲，打破这种统治第一步很简单，即主动把已扭曲的心灵改正过来，从自己的心里开始唾弃这种精神上的压抑。许多签署的公开认可表示了自己良心的诚实，说出了自己心里想说的话。签署宪章的效果之一是卸下了心理歪曲变态的重负。要人们全力以赴地改造一个社会可能很难，但是从自己开始，对自己的良心负责却是立即可行的。《七七宪章》的力量，也是基于这种心灵上道义上的力量。
　　七七宪章的最初签名者仅有二百四十二人，在十年中，签名人逐渐增加到一千三百多人，而实际操作，代表宪章运动的常常只有三位指定的"发言人"和少数协助他们的人，绝大部分宪章运动者从事自己的专业工作，一位外国新闻记者曾向哈维尔指出，如此之少的宪章活动家是不会产生实质性的社会变革的。在宪章运动和政府的关系上，“宣言”中已指明是建设性的，单方面地希望与政府主动对话；宪章运动的大部分文件是向政府发出的呼吁书或抗议信，这难免被认为是向政府恭维，并承认他们的合法性，甚至给人产生一种假象，即似乎政府愿意聆听不同之声并可以改正。
　　事实上，捷克当权者不仅完全漠视、拒不采纳宪章活动家的建议和批评，而且寻找各种机会，加强迫害宪章宣言的签名者。包括哈维尔在内的许多人权活动家，仅仅由于这些“上书”先后多次被捕入狱。在国外的许多捷克流亡者，部分人已由失望变成极度的冷漠，对捷克的一切已不再关心。另一部分人则反对宪章运动容纳前著名共产党人，甚至成为它的最高发言人之一。部分人更不理解宪章运动所自称的非政治性，指责宪章运动不以剧烈的政治变革，推翻共产党专制为目标。这种状况，使人们很早就不得不问，《七七宪章》运动的作用和效果究竟在哪里？
　　对于这些疑问，哈维尔等曾作过精辟的回答。七七宪章运动的一个根本宗旨是唤醒六八年苏军入侵后被摧残的公民意识和道德准则。这目标虽然看上去很平凡，但在实质上存著非常深刻的意义。
　　唤起公民意识的第一步是使他们认识到自己的权利。这些权利是宪法和国际公约等所赋予所有人，并在理论上是不可剥夺的——虽然在现实中却被当权者屡屡侵犯。其次是让人们有机会实际上行使这些权利，即号召人们不再像奴隶和无知者一样受人摆弄，人们有说出真话、维持人格尊严、在道义上表态的自由。向政府和当权者致函或抗议，或公开发表声明表明真实立场，这种运作的本身就是一种公民意识的训练，是在行使公民权。我们一次又一次地疾呼，事实真相，批评政府，就是一次又一次地提醒人们，我们是公民，我们有权自由表达自己的意见，我们对公共事务和当权者一样有一份责任。虽然执政者一再置之不理，并横加打击，但旁观者并不会永远无动于衷。这样的运作方式实质上在推动一种"社会民主大辩论"，在此过程中，公民意识渐渐得到加强，当权者可能的违法乱纪会遭到巨大的公众的道义上的压力。
　　从另外一方向看，“我们”这一部分人持之以恒地这样做，则给更多的人树立了一种模式，提醒“他们”同样可以这样做，“他们”同样可以起来维护自己的尊严，道出事实的真相，政府虽然没有改变，公民意识却在变化，指责宪章运动非政治化，无远大目标的人，正好忽视了现实政治必须首先建立在健全的公民意识上。没有自由的、有自尊的公民，便没有民主的政治。政府的形式、法律体系、社会结构等等都是可以变化的，但是公民必须承担起社会责任这一点却是任何健康社会的最基本的条件。所以，七七宪章运动所致力于的正是奠定民主社会的基石。
　　在斯大林主义的专制体制中，实质上一切人——包括统治者——都成为整个统治架构中的一个零件，虽然各自的功能不同，但相同的是他们都被驱赶着做制定的职能。这架机器也只有全体零件的协作一致才能进行，这也是为什麽说公民本身对专制体制的维持有不可推卸的责任。一旦这个机器的任何一部分，开始实行自己的独立性，就必然催化整架机器的失灵。在这个地方，专制体制是极为脆弱的，要求公民有自己的意识，行使独立的权利，正是在它的最脆弱之处猛砍一刀。捷克在过去几年中发生的历史性的变化，则证明了这个要害处是选择对了。

　　四．《七七宪章》运动是怎样运作的？
　　《七七宪章》的一个显著特点是其特殊的形式和运作方式，正如宪章中所述，它并不是一个组织，没有常设机构和常规的会员制度，也没有法定的领导人，它的大部分活动由指定的“发言人”来代表，这种形式不仅是完全公开的，而且可以容纳任何人：只要他自愿赞同宣言中的观点，签暑宣言，他就成为七七宪章的一分子。七七宪章的创始人们并不积极谋求众多的支持者和签名者，而是希望从一部分人开始，以他们的道德上的原则和不屈的人格来为社会树立一种道义上的立场或社会良心，一旦你的心灵深处和这些准则吻合时，你即可以自愿加入或不加入。宪章的签暑者包括持有不同社会背景和政治观点的各界人士，作家、大学教授、前政治家、共产党人、天主教和基督教徒、青年艺术家和佛教徒等等，他们处于对基本自由人权的关切和对社会事务的不可推卸的责任感，签署了“七七宪章”。其中剧作家哈维尔、前共产党人外交部长哈杰克和著名哲学家巴多卡教授这三人起了关键性的作用。
　　《七七宪章》的运动者对拒绝签名，甚至反对他们的人并无特别的怨言。更为重要的是，七七宪章并不带有任何政治色彩，它没有自己的政治纲领，其目的绝不是要成为一个政治上的反对派，提出解决政治危机的办法。虽然参加签署宣言的人不乏整体，和它希图解决的问题，都是非政治性的。与此相对照的是《七七宪章》最为侧重的是基本人权，特别是个人的权利和自由，它关心过问的是一宗宗政府侵犯人权的具体案例，它采取的并不是政治的立场，而是人性的道义的立场，它诉诸的手段并不违反现存的法律，相反地，是试图维护法律的尊严，强调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督促政府履行法律、恪守义务和责任。在某些法律条文违反人权的情况下，要求修改法律。
　　《七七宪章》运动的大事记中所记录的活动，大部分是由“发言人”所签署的声明和公开信件。这些文件主要是针对具体的违反人权的案例向当政者，及关心的人士的呼吁。这个不屈不挠的声音，虽经常由于“发言人”的入狱而中断，但从来没有中止，新的“发言人”立即取代被捕的发言人，继续保护人权的呐喊。由于捷克是联合国的正式成员，故《世界人权宣言》中各项条款在捷克自然生效，特别有利的是，捷克政府于七六年正式签署了《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和《经济社会文化权利国际公约》（对前一公约前捷克政府没有接受第四十一条，即接受国际监督的条例）。因此宣言中多次引用这两个条约中的条款，指出捷克实际上存在着的大量违反这公约即违法的案例，要求捷克政府不仅要在纸面上，而是要在实际操作中，遵守这些具有法律效力的国际公约。《七七宪章》运动采纳国际人权标准来监督政府所做所为的运作方式，很显然地使不断违反人权的执政者及其机构始终处于一个披告的地位上。

　　五．《七七宪章》正文
　　捷克斯洛伐克法律汇编第一百二十卷于一九七六年十月十二日出版，其中收集了《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和《经济、社会和文化权利国际公约》。捷克斯洛伐克共和国于一九六八年就签署了这些公约，一九七五年在赫尔辛基又予以确认。上述公约从一九七六年三月二十三日起在捷克正式生效。从此捷克公民就享有这些公约所规定的权利，捷克政府就有义务履行这些公约。
　　这些公约所规定的人权和自由是文明生活的重要财富。为此历史上曾进行过许多持续不断的运动。这些公约的编汇。将极大地有助于人文社会的发展。
　　因此，我们欢迎捷克斯洛伐克社会主义共和国承认这些协定。
　　然而，这些公约的出版再次追切地指出了捷克基本人权仅仅停留在纸面上的状况，这是十分令人遗憾的。
　　例如，《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第十九条保证的自由表达的权利，对我们来说纯粹是一种幻想。成千上万的捷克公民仅仅由于他们持有和官方不同的观点而被禁止从事他们的专业工作，并受到来自当权者和社会机构的各式各样的歧视和困扰。他们被剥夺了为自己辩护的任何手段，成为一种实质上隔离的受害者。
　　成千上万的公民也被剥夺了在《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前言中所表达的不受恐惧的自由。人们一旦说出自己的观点，就会陷入被解雇或遭受其他处罚的经常性危险之中。
　　《经济、社会和文化权利国际公约》第十二条保证了所有人都有接受教育的权利，与此违背的是，无数的年轻人由于他们自己的观点，或甚至他们父母亲的观点而被排斥于学习大门之外。无以数计的公民担心一旦按照自己的信念畅所直言，他们本身，以至于他们子女接受教育的权利就会被撤销。《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第十九条第二节规定了“人人有寻求、接受和传递各种消息和思想的自由，而不论国界、也不论口头的、书写的、印刷的，或采取的艺术形式”，而人们在行使这一权利时，却遇到法律外的，甚至法律内的制裁，这种制裁常常采用刑事指控的形式，例如最近对青年音乐家的审判。
　　对所有通讯媒体和出版文化机构的集中控制压抑着公众表达自由。任何哲学的、政治的、或科学的见解，以至艺术的表达，只要稍微偏离狭隘官方意识形态或美学，就不准出版；对畸形的社会现象无法进行公开的评判；对由官方宣传机构虚构的、人身攻击般的指控不可能加以公开辩护；对《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第十七条明确保证的“荣誉和名誉不得加以非法攻击”的法律保护实践中根本不存在。人们无法反驳捏造的指控；由法庭要求赔偿或纠正的尝试从无结果。在思想和艺术领域中的公开辩论被完全禁止。许多学者、作家、艺术家和其他人士，由于数年前合法出版过或表达了被现今执政者所指责的观点而遭受处罚。
　　由《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第十八条所着重保证宗教信仰自由被系统化地侵犯：随意的官方起诉和对教徒活动的干涉；教徒经常受到威胁要吊销他们履行教务的许可；经济的或其他的手段也被用来对付在言论上，或在行动上表达宗教信仰的人士；宗教培训也被限制等等。
　　现存的体制就是一种侵犯，在更多的情况下是剥夺公民权的工具，按照这个体制，所有国家机构和组织实际上只接受来自执政党当局的政治指令，和大权在握的个人的决定。共和国宪法、法律和其他法制规则无法制约这些决定的形式和内容，及其发布和实施。这些决定通常仅仅由口头发出，公众基本上无法获悉也无权利去审核。发布指令的人，只对他们自己以及所代表的统治阶层负责。然而这些指令却对制定法律，对政府、司法；对工会、利益集团；对各种组织和其他的政党；对企业、工厂、学院、办公室、学校等等行政机构有决定性的影响。对他们而言，这些指令高于法律。
　　每当某些组织或个体公民在解释他们的权利和义务时，只要与这些指令发生冲突，他们便无法求助于任何非党派的权威机构，因为这种机构根本不存在。这种情形无疑构成了对《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第二十一条、二十二条、二十五条及二十六条所规定的权利的严重限制，因为第二十一条和二十二条提供了结社自由，并禁止对履行这种自由的限制；第二十五条规定了参与公众事务的平等权利；第二十六条则规定了法律的平等保护，无所歧视。类似的这种状况阻止了工人和其他人士履行他们的不受限制地建立工会和其他组织以保护他们经济的和社会的利益，也阻止了《经济、社会和文化权利国际公约》第八条第二节所提供的享有自由罢工的权利。
　　内政部以各种形式粗暴干涉公民的私生活，这违背了《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保证的“明确禁止对私生活、家庭住宅或通信任意干涉”的进一步的公民权。比如，窃听电话、私拆信件、跟踪私人活动，搜查住宅，建立居住区域的告密者的网络（经常用威胁利诱的方式来招募告密者）等等。内政部频繁地干扰雇主的决定；鼓励官方的，及其组织的歧视行为；对司法部门施加压力；甚至操纵新闻媒体，大作舆论，这些行为不受法律制约，并使公民不知不觉地失去保护自己的所有机会。
　　在基于政治理由进行迫害的许多案例中，检查机关和司法机关违反了《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第十四条和捷克斯洛伐克的法律所切实保障的被告人及其辩护人的权利，在这些案例中，受刑者所遭遇的处置是一种对人类尊严的侮辱和对他们健康的迫害，其用意在于摧毁政治犯的意志。
　　《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第十二条，第二节保障每个公民都有权利离开国家。这一规定被不断地违反，或者在保护国家机密的籍口下强加各种不合法规的条件（见第三节）。对核准外藉者的入境签证也是随心所欲地处理，许多人仅仅由于他们曾经在职业上，或个人之间与被歧视的捷克公民有所交往而被拒绝入境。
　　我们当中的一些人，私下地在他们工作场所，或者通过可能的公共渠道，即外国的新闻媒介来唤起人们关注对人权和民主自由的系统性的侵犯，并要求改正某些案件，然而他们的呼吁基本上被漠视，或为警方的调查找到了根据。
　　政治及国家的当权者理应首先负有在我国维持公民权利的责任，然而，这并不仅仅取决于他们。对现存状况。每一个人都有一份责任。因此每一个人也都有责任监督遵守对全体公民和政府均有效的神圣的法律规定。正是基于这种对共同责任的认识，和我们对自愿公民参与的意义的信念，以及将此责任重新有效地表达出来的广泛需要，我们萌发了创立七七宪章的思想。今天，我们公开宣布七七宪章的诞生。
　　七七宪章是由具有不同观念，不同信仰和不同职业的人们所组成的自由、非正式和公开的团体。以个人的或集体的努力在捷克和全世界争取公民权和人权的尊严的意念使我们团结起来。根据前述的两个国际公约，根据赫尔辛基会议的最终协定，根据无以数计的反战争、反暴力、反对社会或精神压制的许多其他的国际文件，这些权利是一切人们所应享有，并在联合国的世界人权宣言中得到了详尽地表述。
　　七七宪章产生的背景是一群对上述理想志同道合的人士的友谊和团结。这些理想也已经激励了，并将继续激励他们的生活和工作。
　　七七宪章不是一个组织，它没有规章和永久的机构，也没有正式的会员制度，它欢迎同意它的观点、参加它的工作、支持它的任何人。七七宪章并不构成政治反对派活动的基础，他和东、西方国家中许多公民启迪运动一样致力于促进广泛的公众利益，因此，七七宪章并不旨在提出自己的有关政治和社会改革，改造的纲领，然而七七宪章极其重视违反人权和公民权的各种个人案例，并准备文件，建议解决方法。它也提出较有广泛的意义的议案，其目的在于加强人权和公民权，以及这些权利的保障，在各种可能引起不恰当冲突的情况下，七七宪章也充当调停者，通过在这些规围内的诸如此类的活动，七七宪章希望和政治国家机构进行建设性的对话。
　　七七宪章的名称已形象地指明了它诞生于一个被称作“政治年”的年初。这一年中，在贝尔格来德举行的会议将审查赫尔宰基协定的执行情况。
　　宪章的签署者授权简．巴多卡（Janpatocka）教授博士，瓦克拉夫．哈维尔（VaclavHavel）和基瑞．哈杰克（JiriHajek）作为七七宪章的发言人。在和政府及其机构的对话中，和在国内国外的公众场合，发言人具有全权代表七七宪章。七七宪章颁布的文件由他们签名生效。发言人将接受签名者和其他加入的人士作为写作者，参加任何必须的谈判，执行特定的任务，并承担全部责任。
　　我们相信，七七宪章将帮助所有的捷克斯洛伐克的公民，使他们能够作为自由人而工作和生活。

　　六．《七七宪章》第一任发言人简历
　　㈠瓦·哈维尔：
　　出生于一九三六年十月六日，著名的剧作家和散文作家。由于他的父母在共产党政权建立之前是所谓的“资产者”，他在六十年代前无法获得高等教育的机会。直至六十年代中期，他已相当成名之后，才获得机会进入布拉格戏剧学院学习和研究，并于一九六七年完成学业。其时，他的许多剧作已上演，享有“荒谬剧”大师的盛名。他也是著名的社会批评家，在“布拉格之春”发生时，他公开抨击文字控制，支持改革。在苏联军队于六八年入侵捷克，“布拉格之春”被镇压后，他的名字上了黑名单，他的作品被禁演。他的作品“乞讨者的歌剧”曾偷偷上演，但演出者稍后被审讯和被捕。
　　由于他是《七七宪章》的发起者和最初的三位发言人之一，他被严密地监视，几乎天天遭到有关当局的盘问和搜查，他被剥夺了作家的一切权利，没有办法找到专业工作，曾经在一家啤酒厂里打杂为生。
　　七七年一月，《七七宪章》发布后的二个星期，哈维尔被捕，单独监禁了约四个月，五月份被释放后，他继续支持《七七宪章》，但他的发言人一职由他人暂时替代。从一九七八年十一月，到一九七九年二月，他再次成为《七七宪章》的发言人。他也是著名的“保护非法受害者委员会”的发起人之一。此委员会的宗旨是“贯彻《七七宪章》精神，关注被政府非法关押迫害的人士，记录警政当局的滥用权势和暴力的行为”。一九七七年十月，哈维尔和其他三人因他们将一九四八年前政府司法部长德第拉的自传寄往外国而受审，哈维尔被判刑十四个月，缓期三年执行。从一九七八年九月五日至七九年五月，哈维尔被软禁在家，所有和他接触的人都被照相、记录。他们汽车后窗玻璃和轮胎均被有意破坏，电话线被切断，住房的水和暖气供应也被中断。七九年五月哈维尔由于"保护非法受害者委员会"的活动而被正式被捕起诉，被判刑四年半。在审判期间，他曾有一机会移民国外，但他拒绝离开自己的国家，宁肯坐牢。在坐牢期间，哈维尔受到严酷的对待，每天必须完成远胜于他体力的繁重劳动，最初他可以写日记，但其中内容受到限制，他曾写信给法国共产党领袖，叙述政治犯的境遇，结果被惩罚，失去了接收外来邮件的权利，并承担更繁重的体力劳动。哈维尔最后在狱中患病，染上了肺炎，住进了监狱医院。由于国际社会的压力，于八三年二月初被提前释放。
　　他获释后，仍是《七七宪章》运动的推动者之一，他的著名论文《无权者的力量》、《对沉默的分析》等在国外公开发表，并在国内秘密流传。虽然不在狱中，哈维尔仍受到严密监视，并常常被有关当局拘留和刁难。从一九六八年起，哈维尔就不敢出国，担心一旦出国，就会被取消公民资格，无法再返回捷克。因为这个原因，他无法出国去接受授予的荣誉学位和奖金，及参加他的作品的首演。他的实际行动，实践了自己的信念：“虽然我无权无势、孤身一人，但我比那些假借民意的当权者更有力量。因为我在用生命去告诉人们真理。”他的道德勇气极大地鼓舞了捷克人民反抗专制的信心，在八九年爆发的东欧民主运动中，哈维尔成为代表人民声音的“公民论坛”组织的发言人，推动捷克一举走向民主社会。哈维尔在九零年被正式选为捷克的总统。
　　㈡简·巴参卡：
　　《七七宪章》的发起人和首届发言人之一，出生于一九零七年六月一日。是捷克历史上最伟大的哲学家之一，他个人具有强大的人格力量。深信人的尊严，和人的自然权利。作为著名的哲学教授，他吸引了学生和知识分子投入《七七宪章》运动。在《七七宪章》发布后，他受到了当政者的诘难，他逝世于一九七七年三月十二日，享年七十岁。导致他死亡的直接原因之一是他被迫接受警察局长达十一小时的审问，并在他不支时，拒绝为他求医。这审讯后第三天，巴多卡就因脑充血瘁然长逝。其时，《七七宪章》才发表了二个多月。
　　巴多卡一生中只在大学里教了九年书，他的教学生涯第一次由于纳粹在一九三七年的入侵而中断，在共产党执政后，他再次中断教学。在一九六八年，他再次返回大学讲坛，但在一九七一年被强迫退休。他曾是位于巴黎的国际哲学家学院的院士。他的著作在国外流传，但在共产党统治下的捷克被查禁。在"布拉格之春"期间，他得已广泛地发表自己的见解，并为学生举行非正式的讨论班。这些讨论班稍后被称之为"巴多卡大学"，由此可见他的影响力。
　　在政治恐怖的年代里，巴多卡从来没有对将来的变化失去信心。对于《七七宪章》运动，他曾信心满怀地写道：“在我们的生活中正出现一种新的意识形态的取向，这就是注重基本人权，注重私人生活和政治生涯中的道德因素。《七七宪章》将永不止息地唤起人们根据法律所应有的权利；《七七宪章》也将不时地提醒，不仅我们的人民，而且世界的公众来注意，我们应有的权利。不论这样做会导致怎样的危险，我们都不会中止。”巴多卡的确以生命，实现了自己的诺言。
　　㈢基瑞·哈杰克：
　　出生于一九一三年六月六日。前共产党人，著名的历史学家和外交官。在一九四八年至一九六八年间，他曾担任共产党和政府机构中的重要职位。在一九六八年苏军入侵捷克时，他作为当时的捷克的外交部长，在联合国会议中严厉谴责苏联在捷克动用武力的行为。
　　哈杰克先后担任驻英国的大使（1955-1958），驻联联合国大使（1962-1965）和政府的教育部长（1965-1968）及外交部长（1968）。一九六八年九月，他在苏联的要求下，被迫辞去外交部长一职。一九六九年被清洗出中央委员会，一九七零年被开除出党。一九七一年被开除出一个科学院的研究机构，其院士资格于一九七六年被取消。
　　哈杰克仍然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者。但他同时也是《七七宪章》的发起人和最初的三位发言人之一。在宪章发布后，立即遭到当局的审讯。在哈维尔被捕，和巴多卡骤然长逝后，他曾一度成为宪章运动的唯一发言人。和其他宪章签署者一样，他被警察机构严密监视，多次被抄家和被公开攻击。他的一个友人曾对他的处境作了如下的描述：“每天清早到深夜，一辆警车和三位侦探始终监视他的一举一动，当他外出散步或跑步时，也总有两位侦探尾随在后。有一次，一个跟着他的便衣警察竟将强烈刺激性的液体喷人他的眼睛，使他原来就患的视网膜出血的疾病更加严重。针对这些侵犯，他向当局不断提出强烈抗议。”在这些困难情况下，他仍坚持《七七宪章》的原则，不断发表有关人权的论文和著作。其中较有影响的为《人权，社会主义和缓和》一书。哈杰克认为：“《七七宪章》运动是致力于引导社会主义国家的当政者在处理他们和人民的关系上全面遵守社会主义的原则。”他信仰的是：“具有人性的社会主义。这种社会主义应该是民主的和具有人性化的宗旨，只有这样，才能促进社会的进步。”

http://cdjp.org/Articles/article.php/815

• 博主注：下图为在美国的中国民主正义党的一个网页截图。看了以后，大吃一惊。呵呵。与大家共享之。如果现在搞选举，我宁愿选中共也不会选这个正义党。

记者： 容易
洛杉矶
2008年10月12日

海外民运洛杉矶大会

奥运之后中国未来的走向将会如何？在美国加利福尼亚州蒙特利公园市11号召开的中国民主运动洛杉矶大会上，王丹和杨建利两位哈佛大学博士都认为，奥运后中国公民力量逐渐上升，将会促成中国民主化。
在六四运动20周年纪念歌声中，三个中国民运组织和南加州的民运人士一起举行中国民主运动洛杉矶大会，讨论北京奥运之后中国的形势和走向，并互相勉励要抓住机会，联合海内外的公民力量，促成中国的民主化。
美国当代中国研究所主任陈一咨指出，中国为了奥运关押了很多人，把许多人赶出北京，北京附近工厂停工造成失业，他说：“它展现了举国体制的成功，也是全能体制的胜利，同时也向世人展示了无可挑惕的虚假。随著中国经济改革，经济上取得很大的成绩，但因为没有政治改革，到现在人权没有保障，言论没有自由，新闻不自由，司法不独立，政府无监督，强势集团肆意妄为，弱势群体备受欺凌，这样的状态是很难维持下去的。”

杨建利主张强化中国公民力量

哈佛大学政治经济学博士杨建利指出，中国两千年来都在治乱当中循环，原因是中国民间没有公民力量。他认为，现在维权事件越来越多，显示公民力量已经出现且逐渐加强，奥运期间已出现人民对中共清算的趋势，奥运后中共只会继续维持专制统治。杨建利建议海外民运应联合中国内部各种维权的力量，造成突破。
他说：“所以我们现在要做的就是要突破这种政策，国内公民力量要成长。如果我们自己没有力量，指望任何一方来做事情都是不可能的，指望共产党、美国、国际社会都不行，结论是必须要自己有力量，必须要发展公民力量。”
哈佛大学历史博士王丹则进一步推论中国公民力量正在上升，政府力量在下降，等发展到公民力量大于政府力量的‘黄金交叉点’，就会促成改变，他说：“奥运会已是中国国家力量最后一次大规模展现，我相信未来社会力量会逐渐超越国家力量，形成一个黄金交叉点。民运人士要为那个黄金交叉点做好准备。”

天安门民运学生领袖王丹

王丹认为中国改革开放病根在于基础不平等，很多社会矛盾在经济高成长下被掩饰，现在随著经济成长回落，许多矛盾便会凸显，只有进行政治改革才能解决。
据报导，中国总理温家宝最近曾在联合国大会上说，北京奥运会使中国人受到极大鼓舞，增强实现现代化的信心和力量；但他也坦承中国仍是发展中国家，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还不完善，民主法制还不健全，一些社会问题比较突出。温家宝也承诺，中国将继续推进政治体制改革，拓展对外开放深度和广度。
*各民运组织承诺加强合作*
为期两天的洛杉矶民运大会上，中国民主团结联盟(中国民联)、民主中国阵线(民阵)、中国民主联合阵线(民联阵)三个组织，也同时举行会员代表大会，并进行改选，分别由莫逢杰、费良勇、黄奔获选为主席。
三组织当中，中国民联是海外第一个民运组织，已成立26年，创办人王炳章当年是公费留学的医学博士，目前正在中国坐牢。民阵是曾参与1989年天安门民主运动者流亡到海外后发起组成，两会并在15年前尝试合并成为民联阵，但是后来演变为三个组织。
三组织成员对于15年后再度走到一起都表示很感慨，互勉应要放下过去的恩怨和矛盾，求同存异，遵重规则，团结合作。会上并关切民联创办人王炳章在狱中的遭遇，王炳章在1989年出生的女儿王天安也在会上请大家联名写信给中共领导人，要求中共以人道考量立即释放王炳章。
王天安透露，三次中风加上严重的静脉炎和花粉热，让61岁的王炳章变得很苍老瘦弱，她说：“我去年八月去看过父亲一次，他的健康越来越不行，头脑也越来越不清楚，因为他六年来都是独自一人关在那里，我觉得他需要放出来。”
关键词：中国，公民力量，海外民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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